揭秘红六军团长征突围：为桂军留牌“不劳远送”

　　1934年8月7日，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革军委向湘赣省委和省军区下达的突围转移的《训令》，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代表、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的任弼时，和肖克、王震一起率领红六军团从湘赣苏区转移，突围西征，直至10月24日同贺龙、夏曦、关向应率领的红三军（11月重新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会师于贵州印江县木黄。历时78天、跨越湘赣桂黔省境5000多里的红六军团突围西征，是党和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全局失利的必然结果。

　　周恩来说红六和红七军团：“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调敌。”博古说：“当时军事计划是搬家，准备到湘鄂西去，六军团是先头部队。”任弼时说，这“是不可免的”

　　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中，调集了100万兵力，企图用“堡垒主义”的新战术与各革命根据地红军决战，其中在中央苏区用兵50万。这时，中共临时中央的“左”倾错误路线在军事上占了统治地位，面对强敌，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全盘否定了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原则。造成这个错误同博古等对从共产国际派来的李德的特殊信任密切相关。

　　李德本名奥托·布劳恩，德国共产党党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参加过巴伐利亚的街垒战，1928年进入苏联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毕业后，由共产国际东方部派往上海活动，化名李德，笔名华夫。他于1933年9月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期间进入中央苏区，任中革军委顾问。他本来就不懂得中国国情，但又不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经验，却在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帮助下实际上担负起军事指挥工作。在强敌面前，他采取单纯防御等错误的“新的军事方针”，并自恃从共产国际而来的，独断专行，凌驾于中革军委之上，导致红军屡战失利。1934年4月广昌保卫战失败后，红军遭受重大伤亡，根据地陷入困境。中共中央不得不向共产国际报告，准备撤离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

　　李德的错误指挥，同样危害着湘赣苏区的军事作战。例如，除了以中革军委名义将湘赣红军主力第十七师长期调离苏区在外线作战外，湘赣省委还不得不在金华山、松山地区执行了两个月的阵地保卫战。后来任弼时说：“事实告诉我们不能那样做，所以以后也改变了”，当然，“我们也不能把所有筑堡垒的事情都归之于新路线”，因为省委本身也想保卫永新平坝子，在那里坚持一下。

　　在湘赣省委和省军区接到突围转移的《训令》之前半个月，7月上旬，中央已命令红七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向闽浙皖赣边前进，以期调动围攻中央苏区的部分国民党军。对这两支队伍的行动目的，后来周恩来说：“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调敌。”博古则说：“当时军事计划是搬家，准备到湘鄂西去，六军团是先头部队。”

　　趾高气扬的蒋介石发现红军战略意图后曾对他的幕僚说：“他们有什么力量抗日，无非是诱使我军放松包围。”“红六军团是在西路军围攻之下站不住脚才不得已而西移的。”他杀气腾腾地说，“因此我们更应对共军加紧包围，聚而歼之，不使漏网”。但是，英勇的红军居然能突出重围，转战二万五千里，成为后来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中流砥柱，这是蒋介石始料不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