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椅女军医带病坐诊10年 称一坐门诊就忘了疼

张国 摄

　　赵红艳医生跟病人打交道有她自己的艺术。她跟什么人都能够谈笑风生，无形中化解病人的痛苦。她劝告一位喝了大酒后来看胃病的病人，治疗期间“一滴酒都不能喝”，这位病人说：“红酒都不能喝吗？”赵红艳指着床底说：“要不您把家里的好酒都拿来，搁我这床底下存着！”人们哈哈大笑。

　　顽强的发光体

　　武警后勤学院附属医院医生赵红艳并不是位听话的病人。她最近一次去给自己的骨关节拍片已是3年多以前。

　　她觉得检查已无必要。她很清楚那些骨与骨连接的部分发生了什么：下半生都将与轮椅为伴。

　　尽管如此，这位气场强大、精力旺盛的消化内科医生，画着淡妆，用酒红色的染发膏对付头上冒出的白发，每周有5天时间准时出现在诊室里。她是这所规模庞大的三级甲等医院里最繁忙的医生之一，日均接待100多位病人，最高达到180多人。

　　当她坐上那辆日常代步的红色轮椅，有些病人以为她是在“玩儿”，或以为那是扫地机。然而他们面前的这位军医是个不折不扣的老病号，附骨之疽的滋味10多年前就跟随着她。为她拍片的该院核磁共振科主任袁飞皱着眉头形容，那真是一种“刻骨”的疼痛。

　　可她真的不像病人。同事王佐妤形容，工作中的赵红艳是会“发光”的，跟前几年比，她的肤色亮了，眼神也更有光彩。

　　41岁的赵红艳自己也承认，她正处于10多年来最好的时光。几年前的她比现在显老，曾有病人让孩子喊她“奶奶”。

　　如今，她确信自己已经走出人生的低谷。那不仅是个人的灾难，也是全民的噩梦——她30岁那年，非典型性肺炎疫情暴发，她所在的医院收治了天津市第一例确诊病人。在自告奋勇把一个病人送往集中救治区之后，她不幸感染了病毒，踏入了至今心有余悸的死亡之门。她以为“再也出不来了”。

　　庆幸的是，她在两个月后病愈出院。怀着新生的喜悦，她和丈夫吃遍了家门口所能找到的好饭馆。然而坏消息又在4个月内接踵而至。非典时用来保命的激素在她身上造成了后遗症：双肩、双膝、双股骨头六大关节全部坏死。

　　这被称为“不死的癌症”。不少染过非典的医护人员出现了此类症状。袁飞打比方说，股骨头塌了，相当于支撑身体的“轴承”坏了。

　　对赵红艳来说，那是一段最灰暗的日子。她在此后约三年内四处求医问药。她扎过“针刀”，十几厘米长的针刀扎进骨头，“每去一次就像上战场”。

　　在北京一家大医院，医生对着她的片子问：“这人呢？给我抬过来。”

　　赵红艳回忆，自己连非典时期都几乎没哭过，那时却经常痛哭。她蓬头垢面，对最亲近的人发火，像祥林嫂一样唠叨。“每天就是想‘我怎么活’。”她不是没想过自杀，安眠药都准备停当。

　　时任政治协理员的医院副院长韩慧娟气愤地“骂”过她：“你可以去死！你想过你的家人吗？想过你两岁的女儿吗？”怕她想不开，韩慧娟保持电话全天候开机。

　　2006年，赵红艳决定恢复工作。她不愿意成为“废人”，不甘心“天天晒太阳”，也不想让自己的不良情绪继续传染家人。虽然有朋友劝她，即使不再工作，也会被“养起来”。

　　“身体残疾了，人生不能残缺。”她说。

　　起初她拄着双拐出现在诊室，而这也经过了不为人知的思想斗争。她害怕别人看到身体的残缺。久坐后需要起立，她还要在病人面前假装“自言自语”腿坐麻了，才好意思扶着桌子摇晃着站起来。

　　在上班路上她摔过多次。一条原以为完全可以迈过的小沟，让她花了20多分钟、“满脸是泪”地爬上来。

　　由于双臂疼痛难忍，她最后丢掉拐杖，坐上了轮椅。她悄悄花钱请科里的护工帮忙推轮椅，怀着一种“精神胜利法”：一般人不会注意到她，“反正人们以为我是病人”。

　　袁飞说，多年来自己脑海里留有一幅画面：雨天，赵红艳早早倚在楼洞里，等待护工来接，那么无助，还那么坚决。

　　有一回赵红艳坐着轮椅刚出电梯，就听到身后人们议论“这是个残疾人”。她很受刺激，在同事面前嚎啕大哭：“我就残了吗？”

　　此事之后，袁飞发现，赵红艳有段时间常穿军装，也许为了证明自己“是个战士”。

　　“一坐在门诊，就忘记了疼”

　　而现在，赵红艳对此已经释怀。常有不知情的病人问她“腿怎么瘸了”。

　　“现在谁再说我残疾我不急了，但是我心里就是不承认我是残疾人。”她说。

　　她后来改为驾驶电动轮椅。让同事们佩服的是，无论刮风下雨，她从未因身体原因请假。

　　在一个雪天，小区自来水管破裂，道路泥泞不堪，她连人带轮椅陷进泥水中，幸亏被王佐妤发现。她依然出现在门诊。

　　同事们眼中，她太过要强。坐诊时她可以整整一个上午保持坐姿，“坐功相当于和尚”。由于如厕不便，她极少在医院喝水，只会舔舔水杯，或抿一小口。

　　她的抽屉里放着不同的止疼药。因为多年服药，这位消化内科医生自己的胃也不够健康，常备了胃药。

　　患病之后，一向爱美的她穿衣比别人“永远多两个季节”。她告别了裙装，春天依赖电暖气，夏季也穿着秋裤。天热时她为了病人打开空调，病人走后立即关上。

　　即使如此，她喜欢病人在身边。用王佐妤的话说，患者越多她越起劲儿。清闲下来，她的状态截然不同。细心的同事会在傍晚陪她聊天，那个时间病人最少。

　　节假日里她乐于替同事值班，让别人去逛街，去“满世界玩”。这都是她无法做到的。她只有吃过止疼药，才能勉强陪女儿去买白球鞋，去公园，结果这有限的几次也都是父女俩在里面逛，她怀着内疚的心情在外面等。因为羡慕别人全家出游，她催促丈夫带女儿去看大海，女儿在海边打来电话让妈妈“听海风”，她既欣慰又伤心。

　　“我一坐在门诊，就忘记了疼。”赵红艳对记者说，这是她“人生最大的乐趣”。她将自己回到工作岗位，比作一位癌症患者忽然发现了盼头。

　　她跟患者之间养成了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年轻医生孙文刚到科室时感到非常奇怪，在赵红艳的诊室里，常有陌生人一待就是半天，不挂号也不问诊。这些人还帮忙维持秩序。她清楚地记得，一位老爷子靠在床上，伸出拐棍指指点点教育别人：“别插队啊！”

　　她逐渐意识到，这都是赵红艳的老病号，没事就去找她聊天。有时同事去找赵红艳，却发现她被围在里面，等候许久也插不进去。

　　这位年轻医生以赵红艳为自己的启蒙老师。她记得，赵老师说过，消化科的疾病密切关系到人的心情，消化科的医生应该是半个心理医生。

　　她亲眼目睹，一位老太太拿来厚厚的胃镜和B超检验单各一沓。赵红艳一边询问，一边翻了20分钟。老太太说：“这么多年您是第一个把我这些片子都看完的。”

　　孙文说，很多患者会到不同医院检查，医生通常只看最近的检查报告即可。赵老师这么做，“是她看病的一种艺术”。

　　在这方面，赵红艳有过难忘经历。她早晨6点去一家大医院挂号，排了半天队，带去一摞片子，专家“一眼都没瞟”，直接跟她说：“股骨头坏死已经四期了，做手术吧。”这让她顿感失落。

　　几年前，天津市民刘玉珍被赵红艳诊断属于更年期合并胃肠综合征，治疗一段时间明显好转。但她多年犯胃病，总疑心自己病重，连做了几次胃镜还想再做，在诊室里“哭天抹泪的”。

　　直脾气的赵红艳不许她再做胃镜，拍着桌子说：“你哭什么哭啊，你看看我，我坐着轮椅，你比我强多了！”

　　刘玉珍由此开始觉得这位医生不糊弄人，成了她的铁杆“粉丝”。

　　一名带着手铐脚镣的犯人试图吞钉子自杀，给他看病的赵红艳询问原因，问到第四遍，这个小伙子才抬头，冷冷地说：“我不想活了。我才多大呀，我得在那儿待10年。”

　　赵红艳忍不住，拍拍自己的双腿：“你不是10年吗，你还有个头呢。你看我，我相当于被判了无期，在凳子上坐了10年多了。”

　　旁边的孙文发现，原本眼神凶巴巴的小伙子愣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