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克评价林彪两大缺点：过分自尊 不大容人(2)

　　与彭德怀在思想感情上产生缝隙

　　1950年4月，萧克受命组织成立解放军军训部，承担制订全军军事训练计划，组织编写军队条令条例，筹备组建陆军大学等工作。

　　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军委副主席周恩来责成萧克制订具体方案，交聂荣臻审定。

　　经过萧克近5个月的筹划，1950年9月，军训部成立。随后，萧克组织专业人员搜集翻译苏军的条令、条例，同时布置大家查找各国军事图书资料加以参考（主要是以苏军条令为蓝本），结合中国历史上一些好的军队管理办法，加上自己的优良传统和经验，很快拟写出解放军三大条令初稿，并报送中共中央审定。

　　周恩来收到萧克报送的三大条令后，随即指定刘伯承审阅。

　　1951年2月下旬，彭德怀从朝鲜前线回来，萧克把几个条令的稿本拿给他看。萧克说：“我们把条令搞出来了，从华北军区调一个连队给你演示一下吧？”彭德怀说：“好！”

　　后来萧克从华北军区调一个连队，按照条令规定从立正、稍息到连的队列动作，一项一项地演练，只用两个小时就把条令的主要内容演示完毕了。彭德怀看了很高兴地说：“可以，就这样搞！”

　　1955年4月，解放军训练总监部成立，负责统管全军的军事训练，由刘伯承任部长。由于刘伯承在南京军事学院主持工作，就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代理。

　　1957年底，叶剑英因忙于筹建军事学院的工作，中央确定萧克接任训练总监部部长和党委书记。

　　新中国成立后，解放军正规化建设都是向苏军学习的，大批苏联顾问和专家来到中国帮助工作，使解放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同时，因强调苏军的经验，学习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1956年6月，中央号召学习5个文件。学习文件过程中，大家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学习苏联经验的情况和问题，绝大多数同志认为：军训工作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问题是前进中的支流，也是能很快纠正的。但也有少数同志认为教条主义是主要倾向。起先，大家并没有把反教条主义作为中心议题。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也说：“军事工作中搬了一部分教条，但建军基本原则坚持了，还不能说是教条主义。”所以，大家便没有把反教条主义作为主题。

　　但此后在北京的军事机关中，反教条主义的空气日趋浓厚。在一次会上，萧克听到彭德怀讲过这样一段话：“有些话我现在不想说，因为我出身寒微，没有上过学，不是学术权威；我也不是老资格，既不是南昌起义，也不是秋收暴动的；要查党龄，我都不如人家。”“训总撤了我国防部长的职，我进不了训总的大门；南京军事学院又有土专家，又有军事权威，我不敢进去。”彭德怀带有情绪，话中有话，使萧克震动。

　　1958年5月22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召开。军委扩大会开了两个星期，反教条主义就成了会议的主题。随后，毛泽东又发出新指示，军委扩大会马上按照毛泽东的新指示进一步扩大范围，而且转移到中南海怀仁堂召开。毛泽东讲话说：“现在学校奇怪得很，中国革命战争经验不讲，专门讲十大打击，而我们几十次打击也有，却不讲……不知道军事学院、训练总监部到底有多少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列主义本来是行动的指南，而他们当作死教条来啃马克思、列宁的话，一定批评他们是教条主义。”毛泽东在结尾还不适当地评价刘伯承。由于当时主持会议的人向毛泽东反映：萧克抵抗反教条主义运动，拒不检讨。毛泽东便说：萧克是坏人，是资产阶级队伍的人。

　　随后，军委扩大会议逐步升温，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方式，批判教条主义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党宗派活动等等，会上先后点了萧克、粟裕、叶剑英、刘伯承的名。更令萧克寒心的是，当时刘伯承身体不好，眼压较高，正在外地住院治疗，接到开会通知，竟冒着失明危险带病前来出席会议，他是让人搀扶着走上台检讨的。他的检讨实事求是说明情况，也有违心的自我批判。他除迫于压力外，更重要的是想尽快平息这件事，保护一批同志。

　　后来总政治部派工作组介入运动，总政有些领导人附和彭德怀的观点，支持“训练总监部是教条主义司令部”“军事学院是教条主义大本营”的观点，于是运动出现了一边倒的现象。

　　对此，萧克不赞成。他认为军队的训练方针，是经过军委审定、批准的，而且是叶剑英提出并由军委正式颁布的。他对彭德怀等人的看法表明了意见。但那时党的生活很不正常，已无民主可言。有些人说“共同条令是反党反中央，反对军委、反对军委正确路线，企图改变我军面貌的纲领”。萧克等人只能坐在被告席上挨批斗，根本没有说话的权利。

　　军事学院训练部部长蔡铁根在会上申辩说“共同条令是经过彭老总修改和毛主席批准的”，话未说完，就被人连轰带扭，当场带走关押。

　　萧克在回忆录中写道：“这是我入党以来在党的会议上从未见过的事，既感到震惊，又感到痛心。更让我无法接受的是他们逼我承认反党……几十年来，为了党的事业置生死于度外……即使在长期工作中有很多缺点错误，也绝不会反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