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如何与共产国际恢复联系？(5)

　　林育英以“国际代表”名义迫使张国焘停止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

　　林育英通过与中央领导人的多次谈话，不仅了解了近几年来国内革命和红军长征的情况，而且得知红四方面军主要负责人张国焘在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与中央产生了尖锐的分歧，尤其是1935年10月5日率领所部抵达西康卓木碉后，非法成立以他为“主席”的“临时中央”，同时作出所谓《组织决议》，宣布“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对此，林育英深感问题的严重性，于是毅然决定协助中共中央妥善处理与张国焘的分歧。12月16日，他给张国焘和朱德（红军总司令、长征后期同张国焘一起编在左路军活动）发出电报，除了告诉他们自己到达陕北的信息外，明确表示“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问题”。他清醒地认识到张国焘自立“中央”是不合法的，也不会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但是考虑到张国焘掌握的红军超过中央直接领导的数量，如果不能争取合作，对革命是不利的。张闻天、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和林育英商量，都意识到仅仅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已很难约束张国焘，必须借助“顶头上司”共产国际的权威。于是商定由林育英以“国际代表”的身份出面，对张国焘进一步做好说服争取工作，同时对中共中央与张国焘之间的组织关系做一些让步。这样，林育英又承担起了一项共产国际原先没有授权的特殊使命。

　　张国焘接到林育英的电报后，以为这是寻求共产国际支持的好机会，于是以所谓“党中央”的名义，12月18日给“林聂彭李转育英同志”发了一封很长的电报，实质是向林育英告了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的状。12月22日，林育英在给张国焘的复电中，向他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和中共中央最近制定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新策略，然后指出：“关于你们所提许多问题，当转交中共代表团及共产国际，我想这些问题在国际及党的七次大会上自能圆满解决。”因此，他希望张国焘注意两点：“第一，党内争论不应弄得太尖锐。目前的问题是一致反对敌人，党内可以有争论，对外则应一致。我已将这个意见同样地向这里诸同志提出。第二，国际对中国党的组织问题本来有如下意见：因为中国土地之广大，交通之不便，政治经济的不统一与发展之不平衡，特别是中国革命在各地爆发等原因，中共中央势难顾及。因此，可以组织中共中央北方局、上海局、广州局、满州局、西北局、西南局等，根据各种关系，有的直属中央，有的可由驻莫中共代表团代管。”他认为这可以成为目前“使全党统一的一种办法”，要张国焘“深思，见复”。

　　林育英的来电很快在红四方面军中传开。朱德闻讯十分高兴，于12月30日单独致电毛泽东、彭德怀等并转林育英，提出“我处与一、三军应取密切联系，实万分需要，尤其对敌与交通情报应即时建立”，并介绍了所掌握的四川、青海国民党军队调动情况，同时希望“你处敌情近况望告”。这是红一、四方面军自草地分开活动后，朱德冲破张国焘对通讯联络机构的控制，第一次单独发给中央的电报。对此，毛泽东十分兴奋，于1936年元旦直接复电朱德通报陕北情况，还明确告之：“国际除派林育英同志来外，又有红彦同志续来。据云，中国党在国际有很高的地位，被称为除苏联之外第一党，中国党已完成了布尔什维克化，全苏联全世界都称赞我们的长征。”“政治局在国际指示之下，有新策略决定”，“其主要口号为民族统一战线，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土地革命民族革命相结合，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相结合”。“我处不但与北方局、上海局已发生联系，对国际也已发生联系。兄处发展方针须随时报告中央，得到批准，即对党内过去争论，可待国际及‘七大’解决，但组织上决不可逾越轨道，致自弃于党。”

　　张国焘看了来自陕北的电报，对始终没有答复他提出的“路线问题”和承认他的“中央”表示很不满意，1月6日又以所谓“党中央”的名义给林育英发了一封措词强硬的电报，说什么“为了党的统一和一致对敌，必须坚决反对党的机会主义路线”，尤其是将中共中央坚持北上抗日的正确战略方针，歪曲为向北逃跑，是搞分裂，强调“上述的一贯机会主义路线若不揭发，就不能成为列宁主义的党”，但又表示“一切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

　　中共中央研究了张国焘的来电，1月13日以“闻天”署名复电提出严正批评，令其取消非法的“临时中央”，重申：“我们间的政治原则上争论，可待将来作最后的解决，但别立中央妨碍统一，徒为敌人所快，决非革命之利”。“兄之临时中央，望自动取消。否则长此下去，不但全党不以为然，即国际亦必不以为然，尚祈三思为幸”。

　　1月16日，林育英致电张国焘再次说明：“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我已会着毛泽东同志，询问一、四方面军通电甚少，国际惠望与一、三军团建立直接关系。我正带着密码与国际通电，兄如有电交国际，弟可代转。再者，我经过世界七次大会，对中国问题有详细新的意见，准备将我所知道的向兄转达。”同一天，中共中央秘书处也将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的内容摘要电告张国焘。然而，张国焘一意孤行，于1月20日致电林育英，拒不承认遵义会议决议，不但不肯取消自己另立的“中央”，反而污蔑遵义会议改组后以张闻天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领导机构是“假冒党中央”，必须“自动取消中央名义”。在这种矛盾激化的情况下，张闻天于1月22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严正指出“这种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根据这个决定，中共中央电令张国焘立即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弃一切反党的倾向，同时在党内公布了1935年9月12日中央政治局俄界会议作出的《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

　　正当中共中央与张国焘之间的重大原则性争论僵持不下的时候，朱德除了继续同张国焘的分裂行径作斗争外，也在思考解决党内统一的办法。1月23日他再次单独致电党中央，认为现值革命新的高涨，党内急宜求得统一，如果双方各以中央名义发文件，对外不一致，会使革命有损失，因此建议暂时分别以南方局、北方局名义行使职权，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暂行中央职权。恰好中央也有类似的考虑。于是，张闻天1月24日复电朱德，表示对建议“至为欢迎”，同意彼处“成立西南局直属国际代表团，暂时与此间发生横的关系”。

　　在这关键时刻，林育英以共产国际名义的表态，终于使张国焘不得不停止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1月24日同一天，林育英致电张国焘和朱德表明态度：“甲，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伟大因素，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地位，中国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乙，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上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由此可见，林育英的这封电报，是把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巧妙地结合起来的一个范例。一方面，他旗帜鲜明地以共产国际的名义支持了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充分肯定红军长征已经取得的胜利，这就表明既不承认张国焘非法成立的所谓“中央”，也否定了他污蔑北上抗日是“逃跑”的谬论。另一方面，与张闻天代表中共中央同意成立西南局的意见完全一致，实际上也是表明既不支持张国焘自立“中央”的分裂主义错误，又给了一个自动放弃的台阶。

　　张国焘看到林育英以“国际代表”身份所作的表态，深知这个电报份量很重，终于不敢再顽固坚持错误立场。他懂得仅仅依靠自己兵多枪多的优势，可以不把张闻天、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放在眼里，但是绝对不能对处于最高领导地位的共产国际说一个“不”字。1936年1月下旬，张国焘在任家坝召集朱德、徐向前、周纯全、傅钟等领导干部开会，传达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决议，大家都表示拥护。面对这种情况，张国焘于1月27日连发两封电报。一封给“育英、闻天并转各中委同志”，这表明已经勉强地承认了中共中央，并表示“原则同意”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决议；同时又提出无理要求，要“国际代表暂代中央”或将中央设在白区，要党中央和他另立的“中央”同时改为西北局和西南局。在另一封给林育英和张闻天的电报中，又为自己进行辩解。他说：对目前策略路线既渐趋一致，应急谋党内统一。然而，仍不肯承认自己错了，相反却狡辩说：国际赞扬我党和万里长征的胜利，自是鼓舞中国革命同志最艰苦卓绝的战斗精神，谁也不想抹煞这个，但是否因此就不去学得教训。还说：党内思想斗争是应当加紧的，但党内生活如果没有领导干部间民主的、互助的、同志态度的互相商量，机械地运用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方面妨碍自动性、创造性、积极性的发展，同样不能收到思想斗争应有的效果，反养成打官话的习惯，发展成为似乎是有原则的斗争。他还否认自己召开卓木碉会议对中央领导人的“处理”，抵赖说此间对兄处领导同志不但未作任何组织结论，也没有将兄等原则上错误及分裂党和红军的事实告知二、六军团，而是对兄处中央委员同样表示尊重态度，对外仍用毛主席名义。

　　从张国焘的这两封电报可以看出，他的错误立场有所转变。一方面，他“急谋党内统一”，表明没有拒绝林育英的调解，也不敢再以“中央”自居；另一方面，他仍不肯认错，还在为自己歪曲事实的“党内斗争”进行诡辩。但是，原来受他影响的陈昌浩等人已经很少继续迎合了。因此，对于红四方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针，张国焘不得不征求林育英的意见。2月9日，张国焘和朱德联名致电林育英和周恩来，并说对二、六军团的行动方向与政治上有何指示，也请直发我处转去。

　　2月14日，“育英、闻天”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明确表示：“兄等对政治决议既原则上同意，组织上亦用西南局，则对内对外均告统一，自是党与革命的利益，弟等一致欢迎。”“关于党的最高领导机关问题，已见弟等前电所述，此外办法国际都不能同意。”这就断然拒绝张国焘的错误主张，坚持了遵义会议以来张闻天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合法性及其领导地位。这封电报，除了在政治上和组织上都表明了坚定的原则立场外，在军事方针上则提出三个方案，以便红四方面军在执行中享有灵活运用的机动权。电报传到红四军后，高级干部立即开会研究，一致赞同继续北上的方案。张国焘在擅自带兵南下受到严重挫折的情况下，又见斯大林已同意中国主力红军向苏联靠近，也只好同意北上。

　　5月下旬，林育英和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彭德怀等中共中央领导同志一起，又通过多次电报对张国焘反复进行了说服教育，加上张国焘的“南下”、“西进”决策在实践中一再遭到严重失利，处境已很困难，内部的反对意见越来越多；而且贺龙、任弼时等率领红二、六军团前来会合后，很快被中央升格为红二方面军，张国焘已经不可能再对他们进行蒙蔽和控制。以上种种因素，使得张国焘再也无法继续他自立的所谓“中央”，迫于无奈，终于在1936年6月6日自行宣布取消，同意北上与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及红一方面军会合，标志着张国焘分裂党和分裂红军的活动以失败告终。

　　以上种种情况表明，遵义会议以后，张闻天为首的中共中央及时派人沟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继续尊重共产国际的领导地位，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非常必要的和完全正确的，在组织、政治、军事等方面都收到了极其重大的效果。这一果断决策及其成效，是众多老一辈革命家集体智慧的结晶，理应在党的历史留下应有的纪录。 （张寿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