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岁老兵忆南京受降：冈村宁次不敢正眼看人(图)(2)

　　以敢死队队长的身份奔赴南京

　　1945年8月25日，潘庭槐的部队被调到江西南城。

　　4天后，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飞抵南城，在一个破旧的小学里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当时潘庭槐负责在会场门口站岗。

　　这是一次布置到南京参加受降工作的会议。会后，上面通知团长张慕陶选出30多名敢死队员，到南京负责现场安保。

　　“团长说不要选了，就让潘庭槐去好了，因为我带的这个排很出色。我们排有36人，6人身体不大好，刷了下来，最后选了30个人，我成了敢死队队长。”潘庭槐说。

　　为什么是敢死队？

　　“因为8月15日日本人投降时，南京一带还有几万名日本人驻守着，手里都有武器。抗日战争打了八年，日本人一下子宣布投降，谁也不能确定是真是假。所以，去南京是有风险的，我们是一支敢死队。”

　　9月3日那天，全副武装的敢死队，扛着团里最好的德国式20连发驳壳枪，每人带着200发子弹，出发了。他们先坐卡车到南城机场，然后坐飞机到南京，一路仅花了两个多小时。

　　飞机降落时，敢死队员们的子弹都是上了膛的。“如果日本人不听话，我们是要和他们干的，大家心里都很紧张。”

　　进了南京城，潘庭槐见到日本兵都围在一起，枪支整齐地叠放在一边，一直吊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看来日本是真投降了。

　　潘庭槐回忆，战后的南京，看上去非常平静，也略显冷清。店铺大多开业了，但街上人不多，不过见到久违的中国战士，市民的脸上都会露出高兴的表情。

　　下意识走了几步让他进入一张历史照片

　　从9月3日到9月8日，潘庭槐等30人一直住在总统府。

　　受降仪式最初的地点就是选在总统府，但最终确定在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大礼堂，也就是抗战前的中央军校大礼堂。

　　当天早上5点，潘庭槐就来到了大礼堂作准备。

　　“我们要听赵营长的指挥。朝南的就看向南，朝北的就看向北，一动都不能动。而我因为是排长，可以转一转，走一走。”

　　潘庭槐说的赵营长是当时南京受降典礼安保工作的总负责人赵振英，当时是新六军十四师四十团一营少校营长。如今，这位老人仍健在，还开了微博。

　　受降仪式定在上午9时。潘庭槐记得，受降仪式时间很短，也就十几分钟。当时，中方代表坐在北面宽大的受降席上，日方则坐在南面窄小的投降席上，东西两边则坐着中外来宾和各国记者。

　　冈村宁次和投降方代表离场时，从潘庭槐身边走过。“当他走到我身边时，我清楚地看到，他的头低了下来，都不敢正眼看我们。”潘庭槐回忆。

　　而这一幕，恰好被一名在场的记者拍下。照片中，冈村宁次等日本投降方提着帽子，低着头走过，身着宪兵服的潘庭槐则在一旁笔直地站着。

　　要说这张照片能把潘庭槐拍进去，多少有点偶然，在其他受降仪式的照片中，那个位置并没有看到卫兵的身影。

　　赵庭槐说，在签字仪式开始时，他并没有站在出入口的位置，而是站在稍远一点的地方。当冈村宁次一行七人签字出来的时候，“我下意识地往出入口方向走了几步”。

　　日军代表退出会场后，何应钦即席发表广播演说。言毕，全场掌声雷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