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受降：中国随军记者拔掉日方车上太阳旗(图)

　　中山公园受降堂

　　武汉市民庆祝抗战胜利

　　武汉受降

　　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发表《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

　　8月18日，蒋介石电令第六战区司令官孙蔚如：“恩施。第六战区孙长官：……着派该长官为受降官，指挥所属各部负责接收武汉、沙市、宜昌地区……”

　　8月27日，第六战区部队开始向武汉、应城、孝感、黄陂前进。

　　8月30日，第六战区副参谋长谢士炎少将，率领官佐19名、通讯兵12名、随军记者4名、宪兵12名，共计48人，由恩施乘运输机直飞汉口，成立前进指挥所。

　　9月2日，日本外相重光葵在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正式签署投降书。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

　　9月9日，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南京向中华民国政府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呈交投降书。

　　9月17日，第六战区司令部到达汉口，进驻市郊杨森花园附近之上智中学旧址（今武汉六中）。

　　9月18日，日军第六方面军司令冈部直三郎大将，在中山公园“受降堂”向孙蔚如签下降书，20多万日军缴械投降。

　　一位随军记者笔下的“武汉受降”

　　拔掉座车上的“太阳旗”

　　“（中央社汉口30日下午3时电） 第六战区长官部派遣汉口前进指挥所全体官佐，于今晨7时15分，由谢主任士炎少将率领，分乘双引擎运输机两架飞抵汉口。日本第六方面军派冈田芳政大佐代表到场欢迎，并偕赴日本军官招待所休息。经过市区时，市民雀跃欢迎。下午2时整，日本第六方面军参谋长中山少将正式晋谒谢主任，稍谈即辞去。”

　　发出这一电稿的人名叫徐怨宇，多年以后，他回忆起那一幕时，增加了一个细节：“飞机沿长江东飞。到了金口，我伏在两位驾驶员中间，不一会，看到江汉关钟楼迎面而来。我对驾驶员说：‘可不可以绕三镇一圈，给在日军统治下的同胞们一个消息？’他们点点头，以鲇鱼套至青山这段江面为径，围着三镇飞了两圈。我俯身看到，鹦鹉洲、龟山还是漫草秃岭；武昌汉阳门和长街（现解放路）上人迹稀稀，黄鹤楼（当时是奥略楼）台阶前有几个荷枪日军望着天空，曾家巷等一些地方几乎一片瓦砾……再看汉口江汉关前，距日军哨兵不远处有几个人力车工人放下车来，跳跃着向飞机挥动草帽，显然在大声欢呼。”

　　这是第六战区前进指挥所的飞机，机上载了4名随军记者，以时任中央社恩施分社主任的徐怨宇为首（当时湖北省政府驻在恩施），他将要记录“接收武汉”的历史时刻。

　　飞机降落前，机上众人不知日军是否诚心投降，徐怨宇和大家一起，将手枪上了膛。

　　降落后，日军殷勤招待，布置了仪仗队，准备了烟酒糖果点心等。徐怨宇看见日方准备的小车上插了太阳旗，就示意一名副官带两名宪兵，拔掉了太阳旗，日本司机怒目而视。

　　日本人带来了“登革热”

　　车队出发，先到三元里附近的“樱花食堂”（今二中附近）休息吃饭，“一进门，就发现二三十名穿着和服的青年妇女头也不抬地跪在两旁的地板上，让我们从她们的夹道中走过。”

　　饭后，车队驶入怡和村（今解放公园路上）前进指挥所驻地。徐怨宇当即督促架起电台与重庆通报，发出了本文开头引用的那则新闻报道。

　　到武汉的几天里，徐怨宇看到了这样一些景象：入夜后日军卡车调动频繁，明显是在抢运和转移重要物件；日本军人一旦落单就受到市民打骂；街头破败，市民大多衣服破烂面有菜色，一些穿着体面、营养不错的家伙，无不忧心忡忡。

　　9月1日，他到汉正街去找亲戚。想不到汉正街上，竟然大多数商店没有开门，不少店门上贴着这样的字条；“全家生病，暂停营业。”原来武汉爆发了“登革热”，汉口已有60%以上的人传染上了，主要症状就是发烧，终日不退，不思饮食，死亡率不高。

　　当晚，徐怨宇和指挥所的几个人员都发起烧来。日军联络部长告诉他们：“登革热”是热带森林地区特有的一种细菌感染，武汉这场疫症的发生，是从菲律宾调到汉口的日军某师团带进来的，日本人自己也不能避免，但他们恢复较快，不是用药物医治，而是大吃鸡鸭鱼肉，增强体质来对抗。

　　受降仪式历时9分钟

　　9月17日，前进指挥所将受降命令修正本交日军冈部直三郎大将，命令9月18日下午3时在汉口中山公园受降堂举行仪式接受日军投降。

　　受降堂设在中山公园张公祠内。此祠是清朝湖广总督张之洞第13个儿子张仁蠡任日伪汉口市市长时，为纪念其父在鄂功德所建平房式祠堂。国军进城后，铲掉“张公祠”匾额，换上了“受降堂”三个金字。

　　9月18日早晨，从怡和村往中山公园去的马路两旁，布满了岗哨。中山公园内一片寂静，只是在公园西北角的那块大草坪上，拥满了军政头面人物，还有几个美国军官夹在里面。

　　9月18日下午3时，中方受降长官———第六战区司令孙蔚如将军等来到受降堂。日军第六方面军司令冈部直三郎大将等4人，乘坐一辆插着小白旗的黑色轿车按时到达中山公园，被除下军刀，立正脱帽向中方受降官敬礼。

　　仪式上，孙蔚如将军将“第一号命令”交给日方冈部直三郎，冈部签字。据此命令，中国军队解除了武汉地区二十余万日军的武装。接收局、厂、仓库三百余所，获取枪炮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不可胜数。

　　“（中央社汉口18日电）第六战区负责各地区受降签字典礼，于‘九一八’14周年纪念日下午3时，在中山公园隆重举行，庄严肃穆，历时9分钟即告完成……”

　　历史还在前进

　　1998年，人们在中山公园一个地下室找到了孙蔚如将军立的受降碑，由此揭开了受降堂重建的序幕。在此之前，这里曾经是餐厅、舞厅，知道这座平房在1945年重要性的人似乎不多。

　　回首1945年的那个秋天，很多事情似乎都成了预兆。第六战区派出的谢士炎少将，一年后成为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1948年在南京牺牲。第六战区司令孙蔚如将军，在内战爆发后失去了兵权，他在最后一刻拒绝去台湾，后来成为新中国的国防委员会委员、陕西省副省长。

　　至于徐怨宇，1980年他在文史资料上撰文，承认自己到武汉“接收”的一个月内，就弄到黄金110两、房屋12栋、福特牌小汽车一辆。但是到1985年，他还是被安排为文史专员、省政协委员。也是在1985年，他重到“受降堂”故地，感慨那里建起的饭馆“简陋又脏乱”。

　　如今，这里是文物保护单位、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翻看留言本，可以看到很多稚嫩的字迹，一望而知是少年们写的。

　　记者李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