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甲午前后朝鲜走上亡国路 被日逼着“断华交”

　　一百二十年前的甲午战争爆发在中日两国之间，而朝鲜是这场战争的主战场之一。从19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昔日的“隐士之国”朝鲜被迫逐步“门户开放”，成为列强竞逐瓜分的目标。作为弱国的朝鲜进退两难，一度希望借助平衡手段，在周边大国与帝国主义列强间“左右逢源”。但事实证明，仅仰借外力而忽视自身革新的国家战略难以长久；日本对朝鲜精心部署的“攻略”一步步展开，最终凭借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的胜利，完全主宰朝鲜，而朝鲜只能面对丧权乃至亡国的悲剧结局。

　　“在旧帝国和新帝国间摇摆”

　　日本一直对朝鲜怀有鲸吞之心。早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吉田松阴等人就提出“征韩论”，主张先占朝鲜，将其作为进攻中国大陆的跳板，这一理论被明治政府继承，后来发展为19世纪90年代日本首相山县有朋的“利益线”理论，公开宣称要将朝鲜半岛纳入日本势力范围。日本曾专门派出使节前往北京，摸清清朝对朝鲜事务“从不与闻”的态度后，立刻放手执行侵略计划。1875年9月，日本军舰“云扬”号等舰入侵朝鲜近海，炮击江华岛，并登陆永宗岛烧杀抢掠，此后日方又派舰炮轰釜山，宣称要入侵朝鲜内地乃至京城。1876年，日本迫使朝鲜与之签署《江华条约》。这是朝鲜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朝鲜被迫对日开港，赋予日本在朝享有领事裁判权等特权。

　　此外，在明治政府的财政支持下，日本驻朝公使竹添进一郎在朝鲜大肆收集情报并培养亲日势力，不惜重金扶植“开化党”及其首领金玉均、朴泳孝等人，改造朝鲜的“革新力量”，作为日本在朝鲜进行政治渗透的重要工具。

　　在日本“虎狼之影”步步逼近的背景下，朝鲜国内政治分裂进一步加剧。在“云扬”号事件的刺激下，主张“开放国门”的朝鲜高宗李熙及闵妃外戚集团最终压制了高宗亲父兴宣大院君的保守势力，试图在列强夹缝中“纵横捭阖”，借“外力”启动国家近代化进程。但究竟是继续作为藩属国依附清朝，还是倒向包括日本在内的帝国主义列强，朝鲜的统治精英们远未达成一致。主张继续“效忠”中国、仿效清朝洋务运动的“事大党”与主张仿效日本明治维新并依附日本的“开化党”之间斗争激烈。“救亡之争”最终演化为党派斗争和武力冲突，这也使得朝鲜维持独立的道路最终走向死胡同。后来有韩国历史学家总结这段历史说：“朝鲜在强大的旧帝国(中国)与新帝国(日本)之间左右摇摆，试图多方借助外力，使其相互制约，但因落后的体制和内部权争，导致这一外交路线彻底破产。”

　　被逼“断华交”

　　19世纪80年代，朝鲜国内危机愈演愈烈，给了列强特别是日本干预朝鲜事态的机会。1882年，汉城爆发反闵(指闵妃集团)排日的“壬午兵变”，朝鲜新军“别技军”的日本教官被杀，日本公使馆遭愤怒的朝鲜士兵与市民围攻。日本借此机会出兵朝鲜，强迫朝鲜签署《济物浦条约》，获得在朝驻军权。1884年，借中国陷于中法战争泥潭之机，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唆使“开化党”首领金玉均等人发动“甲申政变”，试图夺权，因清朝驻军的镇压而失败。但日本借“惩凶”之名，逼迫朝鲜再与之签署《汉城条约》，并诱使清朝签署中日《天津条约》，条约规定中日在朝鲜有同等出兵干预的权利，进一步确认了日本在朝鲜的势力范围和军事行动自由。

　　在国家面临生死存亡之际，朝鲜王室非但没有在绝境中振奋图强，反而“每夜曲宴淫戏”，奢侈享乐不断，党派权争频仍，革新强国成为空谈。甲午战争爆发前一年，清军名将聂士成访问朝鲜，被朝鲜民生凋敝、军备废弛的情况所震惊，称朝鲜“民情太惰，遇事尤泥古法，不敢变通”。统治集团的腐败和毫无方向的国家战略，注定了作为弱国的朝鲜在甲午战争中遭受宰割。

　　1894年初，东学党起义在全州爆发并席卷朝鲜全国，朝鲜王室求助清朝派军入朝救援，日本则“不失时机”地援引日中《天津条约》规定派军来朝。在朝鲜王室与农民军达成协议后，清朝建议中日同时撤军，却遭到日本拒绝。在日本政府看来，此时正是全面控制朝鲜的“天赐良机”。在全力整军备战的同时，日本不断寻机挑衅。外相陆奥宗光在致驻朝公使大鸟圭介的指示中明确说“要以促成日中冲突为第一要务”。6月底，大鸟向朝鲜王室递交照会，逼问朝鲜“是否仍为清朝藩属”，此后又要求朝鲜按照日本设计的“路线图”推进改革，实质是附庸于日本。7月20日，他又向朝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朝鲜宣布“脱离中国藩属”，中止与清朝外交关系，“废华约”、“断华交”，并要求朝鲜王室三天内作出答复，否则日本将“采取最后手段”。这种赤裸裸干涉别国内政的做法，毫无法律依据，在国际关系史上也是罕见的。

　　面对日本的咄咄逼人，朝鲜方面莫衷一是，清朝则反应迟缓，盲目寄望于外国调停。7月23日，即日使最后通牒到来之日凌晨，驻朝日军突袭朝鲜王宫景福宫，囚禁高宗和闵妃，扶持以大院君为首、“开化党”首领金弘集、朴泳孝为骨干的亲日傀儡政权。朝鲜统治集团毫无应对，眼睁睁看着国家权力落于日本人手中。7月25日，甲午战争爆发。在日本操纵下，朝鲜宣布断绝废除与清朝所有外交和约。1895年元月，在新任日本驻朝公使井上馨的施压下，高宗颁布《洪范十四条》，宣布“割断依附清国虑念，确建独立自主基础”，正式终结与中国的宗藩关系。

　　“大国平衡术”玩不转

　　甲午战争后，日本企图进一步加强对朝鲜的控制。不甘被操纵的朝鲜统治集团则在“三国干涉还辽”中看到了俄国对日的威慑力，因此倒向俄国，期望借俄之手驱逐日本势力。1895年7月，已从大院君手中夺回大权的高宗宣布逮捕亲日派首领朴泳孝，朴被迫逃往日本，亲日傀儡政权崩溃。当年10月，新任日本驻朝公使三浦梧楼纠集日本军士兵与浪人，袭击朝鲜皇宫，残忍杀害了主张亲俄的闵妃，重新组建了以金弘集为首的亲日政权，即“乙未事变”。但日使策划行凶的内情被披露，导致朝鲜全国民众愤怒起义，发起“乙未义兵”运动。1896年，高宗李熙得到国内亲俄大臣的支持，秘密跑到俄国驻朝公使馆“寻求庇护”，并宣布解散亲日政权，严惩“亲日逆贼”。在此情况下，日本在朝鲜的势力严重萎缩，此后日本被迫与俄国签署一系列和约，承认了俄国在朝鲜的“特殊权利”。

　　依靠俄国的“成功经验”让朝鲜王室坚定贯彻“以夷制夷”方针。1897年，高宗从景福宫迁居至处于各国驻朝使馆附近的庆运宫，密切结交各国，让亲俄、亲日、亲美、亲英各派大臣在政权内“各安其位”，相互牵制。1897年8月，高宗宣布称帝，建立“大韩帝国”，大力加强皇权力量与专制主义体制。朝鲜王室认为，利用列强的支持和相互掣肘，朝鲜王权“可保一息传承”，但事实证明这只是幻想。朝鲜的“平衡术”使其政权基础异常薄弱，列强依然对朝鲜虎视眈眈，讽刺的是，亲日、亲俄派大臣争相觊觎最高权力，不仅无法形成“统治合力”，反而设计谋害高宗，使得高宗多次险些丧命。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蓄谋“雪耻”已久的日本再次武力逼迫朝鲜王室签署《日韩议定书》，使朝鲜成为日本的附庸，协助日本对俄作战。日本战胜后，俄国在朝势力大幅退潮，“大韩帝国”重新成为日本的掌上玩物。1905年11月，日本前首相、枢密院议长伊藤博文作为日本“特使”，以朝鲜统治者的姿态进入朝鲜皇宫，要求高宗在日本拟定的、条件苛刻的《日韩保护协约》(即“乙巳条约”)上签字，伊藤面对高宗强硬称“此条约一字不可修改，否则将有不测之事”。最终，朝鲜政权被迫签约，丧失外交权。日本在朝鲜设立统监府，伊藤博文成为日本首任朝鲜统监。此后，日本借“海牙密使事件”废掉高宗，扶持末代皇帝纯宗，并继续签署各种不平等条约。1910年，日本强迫朝鲜签署《日韩合并条约》，朝鲜彻底沦为日本殖民地。(卢 昊 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