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古田会议背景：党和军队关系问题争论激烈(5)

　　一名叫刘安恭的中央军事部特派员带着中央写给红四军前委的“二月来信”，来到瑞金。任谁都没想到，此人和此信的出现，如同一股冬日寒流，吹得红四军上下惶惶不安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是一切正义事业胜利的逻辑。

　　随着土地革命的深入和外部环境的好转，非无产阶级思想在红四军内部愈加滋生和蔓延。一些青年士兵花光了部队发的零用钱后，就结伙私自去打土豪，甚至出现了赌博嫖娼、挟公款逃跑的现象。

　　此时，新的考验与挑战已经倏然来临：在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在党员成分主要是农民的条件下，如何把党建设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把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建设成为新型无产阶级军队？面对这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闻所未闻的新课题，共产国际在探索思考，中国共产党在探索思考，朱毛红军也在探索思考。

　　1929年4月3日，一名叫刘安恭的中央军事部特派员带着中央写给红四军前委的“二月来信”，来到瑞金。任谁都没想到，此人和此信的出现，如同一股冬日寒流，吹得红四军上下惶惶不安。

　　手捧来信，读到中央对朱毛红军的关注和焦念，毛泽东和朱德十分高兴。可越往下看，两人的心情就越发沉重起来。来信读罢，朱德紧锁眉头，毛泽东则猛地丢掉手中的烟头，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气愤地说：“不知道中央是什么意思？太悲观了，太悲观了！我不离开，我不走，拿轿子抬我也不走！”

　　原来，“二月来信”对红四军作了如此“重要指示”：“应有计划地有关联地将红军的武装力量分成小部队的组织，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进行和深入土地革命”；“依据目前的形势，决定朱毛两同志有离开部队来中央的需要”“因为朱毛两同志留在部队中，目标即大，徒惹敌人更多的注意”。

　　4月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会议，讨论中央“二月来信”。会后，毛泽东以红四军前敌委员会的名义给中央复信，陈述了不同意见，并向中央报告了红四军的状况和计划。中央从复信中得到了关于朱毛红军更为全面的信息，也就不再坚持之前的错误意见，而且对朱毛红军的发展给予了更加有力的支持。然而，“二月来信”中的消极思想却在广大红四军官兵中沸沸扬扬地传开了。

　　无独有偶，“信使”刘安恭很快当上了红四军临时军委书记的要职。初来乍到，毛泽东、朱德等人都对他寄予厚望。但在留学德国、苏联多年的刘安恭眼里，红四军只是一支几乎没有受过正规训练的农民武装，“规章制度在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上没有记载，一个字也对不上号，不合规范，土里土气，统统应该废除。”带着傲慢与偏见，上任没几天，刘安恭就在主持的一次临时军委会议上作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决定：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军队的其他事情。

　　对于临时军委的这一决定，毛泽东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在他看来，作为下级的军委对作为上级的前委做出权利限制，不仅有悖于组织原则，使前委的工作发生极大困难，更会引起党内的混乱。

　　于是，一场表面上是红四军要不要成立军委、实质上是党和军队关系问题的争论甚嚣尘上。

　　（本文作者为古田会议纪念馆原馆长、福建省龙岩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傅柒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