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工日本花冈暴动：杀监工斗上千日军警(图)

　　在夏津县郑保屯镇已故村民李学为的家中,存放着一张来自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的中国银行汇票,项目记载为:“劳工赔偿金(李学为)”,金额“25万日元”,收款人“李传芹(李学为之子)”。这笔特殊的款项,是日本鹿岛建设公司根据2000年11月29日日本东京高等法院“花冈事件诉讼调解书”,向中国986名受难劳工支付的5亿日元中的一部分。

　　1945年3月26日,李学为到临清县去赶集,刚走到半路,就被日伪军截住,关进了监狱。4月18日,青岛外滩黄海海面,日本武装货轮“衡阳丸”号停在6号码头的海面上,一行近600名华工每人发了一套黑绿色的衣服、一块线毯、一顶帽子,在军警的棍棒驱使下,伴随着一片哭声登上甲板,走上了悲惨的劳工之路。

　　“衡阳丸”号在海上颠簸了十几天后,才于5月2日停泊在日本下关码头。第二天上午,全体华工被推上了驶向东北方向的闷罐列车。经过三昼夜长途奔波,列车嘶叫着推开了地狱之门——秋田县花冈町(现大馆市)作业所。

　　1945年5月,太平洋战争进入最后阶段,盟军逼近并轰炸日本本土,日本国内进入物资极度匮乏时期。李学为一行近600人到达花冈时,正赶上河川改道工程进入所谓的“突贯期”(即无限期的突击干活),每天劳工们顶着星星去上工,晚上顶着星星收工,干活时间长达十五六个小时。一天两顿色如红胶泥的橡子面窝头,一顿只有一小个,晚上是一碗橡子面糊糊。病死累死的劳工一天天在增加,开始还一尸一箱拉出去火化,后来就攒到三五个一块拉,最后火化已经来不及,不少就给埋到山坡上了事,到花冈一个多月时间,经李学为本人背出埋到山坡上的就有7人。

　　1945年6月中旬的一个下午,被俘八路军战士薛同道因饥饿难忍悄悄到附近韩国侨民家要了点剩饭吃,被日本监工发现抓回。监工们先是轮流用木棍、皮鞭毒打他,后竟用烧红的烙铁烙他的脚板筋,20多岁的小伙子最终被活活折磨而死。薛同道事件成为点燃六卅花冈暴动的导火索,大队长耿谆(河南省襄城人)召集中小队长骨干共13人开会并秘密组织、串连、策划举行暴动:杀死日本监工,报仇雪耻；冲出地狱,回到祖国去抗日。这些内容在劳工中秘密传播,大家个个情绪激昂,决心豁上一死,大干一场。

　　6月30日晚11时,李学为在病号房隐约听见一阵骚乱,跑出房门,昏黄的灯影里看见平时为监工做使役的20岁河北劳工孟连琪将手一挥,一大群难友便像箭一样跃进了门里,继而传来了监工杀猪般的号叫声和“咔咔嚓嚓”的肉搏声。

　　这次暴动,打死桧森昌治、长崎辰藏、猪股清和小林4个日本监工,由于外围把守不严,作恶多端的监工清水和福田逃跑了。大家只得沿着崎岖山路向狮子森山上撤退,李学为因久病,身体状况极差,和一些病号最终落在了后面。凌晨,他们看见山坡上忽隐忽现许多小亮点,知道是日本人在搜山,赶紧一路向上爬,黎明时分爬上了山顶,与已在那里的几十名难友聚在了一起。天蒙蒙亮,整个大山已被上千名日本在乡军人和警察包围。难友们用石块和锹、镐等与敌人展开了搏斗,但终因寡不敌众,被捕下山。

　　天亮以后下起了大雨,山下共乐馆前大操场上用铁丝麻绳已围上了半人高削尖了的木栅栏,各路抓回的劳工被陆续押到,耿谆等12名组织者被戴上脚镣手铐,关进花冈警察署,受尽酷刑。其他劳工身子不准歪斜,直挺挺被强迫跪在操场的泥水里反省,三天三夜不准吃饭。

　　1945年9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当旗杆上升起中国国旗时,全体劳工流出了激动欣喜的眼泪,大家又唱又跳,有人还扭起了秧歌。不久,一个北京籍姓王的盟军翻译官来到工房,告诉李学为养好身体等待回家。11月24日,531名被强掳来的中国劳工幸存者和400余个装着同胞亡灵的骨灰盒,一起从花冈登上了插满中国国旗和白幡的火车,踏上了回国的路程……(周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