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远征军腾冲抗战：雪山上3天没吃饭只能吃雪

　　11月22日，由解放军电视宣传中心拍摄制作的5集电视纪录片《腾冲腾冲》登陆央视军事农业频道。这部讲述70年前中国远征军驱逐日寇之惨烈战事的纪录片，史实准确不乏鲜活、制作精良且有创新，拥有厚重的人文精神和家国情怀，一经播出便受到广大观众的火热追看，亦获得有关史学专家的高度评价。今天，让我们一起深入该片的背后，从摄制组成员的记忆中寻找光影背后远征军的不死魂魄。

　　任何影视作品的创作，都须着眼于人。由解放军电视宣传中心拍摄的5集电视纪录片《腾冲腾冲》在追溯和再现远征军驱逐日寇历史的过程中，让摄制组最难忘怀的，同样是人。包括生活在今天却痴迷于滇西抗战研究的一群当地“奇人”，在腾冲战役中英勇牺牲而将年轻的生命定格于历史天幕上的一群热血男儿，已是风烛残年正在走进历史的一群幸存老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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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腾冲，中国远征军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从2013年4月开始，摄制组先后五下腾冲，进行了大量采访，还结识了几位“腾冲奇人”。

　　奇人之一段生馗，原本是学金融的，大学毕业后在腾冲一家银行工作，官至副行长，可他真正的兴趣却是收集抗战文物。

　　由于经历过一场大战，早年间散落在腾冲乡野的抗战文物很多。在童年的打仗游戏里，段生馗总是扮演远征军司令，而且用的全是真家伙。后来，小伙伴们长大了，各奔东西，只有他这个“司令”锲而不舍地积累着他的“道具”。如今，滇西抗战纪念馆陈列的近万件文物，几乎都是他提供的。而这，只是他全部收藏的十分之一。

　　纪念馆的大厅里，三面墙上庄严地排列着1300顶远征军官兵用过的钢盔。段生馗说：“每一顶钢盔下，都曾经是一个鲜活的生命。”

　　另一位奇人也姓段，叫段培东，是当地有名的农民作家。1942年腾冲沦陷时，他才7岁，目睹了日军在家乡的烧杀抢掠，两年后又亲眼见证了远征军收复腾冲的情景。他告诉我们：当年他是“战场拉拉队”的一个，部队攻打来凤山，他们就跟在后面喊：“中国兵万岁！勇敢万岁！杀！”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段培东除了务农，便是走村串寨收集抗战故事，然后躲进自家小院，像种庄稼一样在稿纸上耕耘，历时10年写出《剑扫烽烟》等近百万字的滇西抗战三部曲。

　　第三位奇人是李正。他曾是腾冲文物管理所所长，任职期间便以精心管理与保护抗战文物为己任，退休后更是将这种职业精神推向极致，醉心于滇西抗日战场的田野调查，仅高黎贡山就来来回回翻越了46次。坚忍的行走使他对当年远征军的进军路线和战场遗址了如指掌，堪称高黎贡山的“活地图”。

　　要知道，这可是一位年近古稀的老人啊！他开玩笑说：“我是当年的远征军转世，1944年阵亡了，1945年又投胎回到人世间，要为弟兄们说几句话。”

　　正是他们以及一些地方史志研究者的讲述，引领我们走近了那场战争的主角——曾经在这片极边之地谱写慷慨悲歌的中国远征军将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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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踏访远征军的战斗历程，摄制组辗转腾冲的十里八乡，逐一采访了目前仅存的30名远征军老兵，还历经四天三夜徒步翻越海拔3500米的高黎贡山，亲身体验了远征军的作战难度，了解到许多鲜为人知的战争细节。

　　外敌入侵，国难当头。那个年代自愿从军的，多是一些有文化的热血青年，他们报考军校，学习军事，经过1年左右的培训即补充部队，走上战场。91岁的张炳芝，是目前生活在腾冲的远征军老兵中唯一健在的女兵。腾冲沦陷后，她和一些同学投笔从戎，进入腾北界头乡的滇西战时干部训练团受训，毕业后被分配到远征军新28师，在滇西大反攻中参加了松山战役。

　　与军官自愿报考军校的从军背景不同，远征军士兵有许多是被“抓壮丁”抓来的。这些普通农民原本没有什么文化，可一旦面对杀人放火的侵略者，却能义无反顾上战场，豁出性命做男儿。

　　采访中我们发现，凡当年在一线连队直接参加战斗的老兵，晚年大多耳背，交流起来非常困难。即便如此，这些看起来平凡而垂暮的老人，却以几个“没想到”震撼了我们：没想到夏季在高黎贡山上会冻死人；没想到许多老兵对那场战争印象最深的，竟然不是死亡而是饥饿；没想到时隔70年，他们中还有人会唱当年军队流行的抗战歌曲，有的则能够大段背诵孙中山先生的“总理遗言”。

　　由于年代久远，军官阶层的老兵多已去世，仅存的士兵年事已高，摄制组只能凭借他们记忆中的一些碎片，拼凑出当年的某些战争场景。

　　士兵黄启春说：在雪山上，三天没吃饭，肚里没有一点粮食，只能吃雪。

　　机枪手董翠林说：人可以饿肚子，枪炮不行，枪炮饿肚子就不能打仗了。

　　运输兵何绍从说：我们是运弹药的，不流血就多流点汗吧。

　　89岁的李会映当年是神枪手，获得过20集团军总司令霍揆彰颁发的奖章。因为在一次比武中，他一枪打掉了高空飘荡的孔明灯，还曾在战斗中击毙了一个日本军官。说起这段往事，李会映当场背诵了“步兵操典”规定的射击要领：看见目标，将枪举起，枪面要正，左肩臂垂直，右手紧握枪把，闭左眼，开右眼，瞄准，停止呼吸，击发。

　　董登庆是连队卫生员，负责战场救护，为伤员包扎伤口，还负责发放伤票。所谓伤票，就是经军医或卫生员鉴定确认负伤较重的凭证。伤员有了伤票，才能被后送救治。我们故意问他：你有没有给老乡发过照顾性伤票？老人一脸茫然，等到明白我们的意思后，立即正色道：“那可不行，真正是打着脚不能走路，打着手不能打枪，打着头不能坐稳的，才能发伤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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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远征军收复腾冲，是一场惨胜，伤亡之重令人唏嘘。

　　摄制组每到腾冲，总要去国殇墓园祭奠。据称，那是中国规模最大的抗日战争正面战场阵亡将士纪念陵园，安葬着牺牲在这场战役中的数千名军人，从将军到士兵，有名有姓者超过3000人。

　　在众多殉国的军人中，长眠在国殇墓园的两位团长很有代表性。

　　198师594团团长覃子斌，1913年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堂，曾先后担任连长9年、营长9年、团长9年，是远征军中资历最老的团长。据当时的战地报道称，覃子斌属于“少说硬干”的军官，绰号“老虎爷”，全团上下对他敬畏有加。在攻打高黎贡山北斋公房时，因正面强攻受阻，覃子斌亲率第2营一部迂回侧击，负伤后仍忍痛指挥，终因流血过多牺牲，时年52岁。

　　和覃子斌相比，预备2师第5团团长李颐的阵亡更带悲剧色彩。首先，他太年轻了，才三十出头，曾任第11集团军上校高参。作为远征军年轻有为、文武兼备的后起之秀，出任一线作战部队的团长，带有历练性质。其次，腾冲城是1944年9月14日光复的，13日中午，预备2师攻击龟缩在城东北角李家巷的残敌时，遇到日军顽强抵抗。李颐不顾别人劝阻，攀上墙头观察，不幸被日军狙击手的子弹击中，当场牺牲。

　　李颐是湖南醴陵人，黄埔6期生。从幸存老兵的描述中，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他那种年轻气盛的特质。强渡怒江前夕，他曾在战前动员会上激励部属：“打仗总是要死人的，但不是个个都死。我们是军人，为了国家民族存亡，要死得像个军人的样子。”

　　有一个细节耐人寻味：攻打李家巷的是预备2师第5团和第6团。友邻6团的幸存老兵说，李颐上去时，骂了一句：你们这群饭桶，打个死老虎还这么难！本团的幸存老兵说，开始敌人一枪打在团长身后的土墙上，有人提醒他：团长，注意冷枪！李颐回了一句：你们怕死，怕死跟着我来。李颐牺牲后，6团有人说风凉话：他咋个被死老虎弄死了？

　　幸存老兵李会映记得，几天后在和顺发丧李团长时，预备2师副师长彭劢失声痛哭：“10000多人上火线，现在才剩下800多人。其他人都去哪儿了？”

　　一老一少两个团长，生前都是上校，死后均被追授为少将军衔。

　　国殇墓园里还有一片盟军阵亡将士墓地，安葬着19位支援中国抗战的盟军军人。限于篇幅，纪录片只介绍了其中两人：一个叫夏伯尔，中尉军衔，是滇西反攻开始后阵亡的第一位美军教官，年仅22岁；另一个叫麦姆瑞，美军少校，是盟军阵亡人员中军衔最高者。

　　远征军仰攻高黎贡山时，他俩分别配属54军和53军作战，先后牺牲在右路的灰坡战斗和左路的大塘子战斗中。据53军美军联络组长约翰·斯多德上校写给麦姆瑞妻子的阵亡通知书描述：5月20日，麦姆瑞少校所在营进行了一场艰难的战斗。为了便于观察敌人的火力点，他不顾自己的安全，暴露在一个显眼的位置。敌人突然朝那里开炮，炮弹在麦姆瑞少校近处爆炸……

　　2003年冬，民间学者章东磐和几位朋友实地踏勘大塘子，几经周折找到了麦姆瑞少校牺牲的确切地点。后来，他们把这个故事拍成电视纪录片，片名就叫《寻找少校》。

　　章东磐还做过一个考证：那个时候，远征军将士经常说：“我生则国死，我死则国生。”他认为，对于一支军队来讲，这是一种基本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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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腾冲县有关部门确认，战后留在腾冲的远征军老兵有1350多人。岁月流逝，人生易老。截至摄制组集中拍摄的2014年1月，健在老兵仅剩30人。所幸在当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照下，他们大多生活在四世同堂的大家庭里，安享晚年。

　　有感于此，当我们最后剪辑这部纪录片时，一位外军将领的名言冒了出来：老兵永不死，只是渐凋零。摄制组愿借这句名言，向那些早已牺牲的和正在远去的中国抗战老兵致敬！（山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