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师诠释新战机：部队满意民众震撼对手紧张(图)(2)

　　　1998年，35岁的杨伟受“猛龙”型号总设计师宋文骢(中)的委托，开始全面主持“猛龙”的设计优化、排故攻关和设计定型等一线研制工作。

　　既然选择就要精彩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歼击机的研制水平与世界先进国家有着很大的差距，一些国家的第三代战斗机已经开始服役，而我国空军主力机种还是第二代。

　　时任中航工业第一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刘高倬回忆说，“上世纪90年代初，我曾经参观我军军演。演习中，台湾的飞机在台海中线上看到我方只有歼-8战斗机的时候就越过中线飞过来，当看见我方苏-27战斗机起飞了就缩回去。当时我就想，我们航空人一定要研制出自己的三代机。”

　　1985年，年仅22岁的杨伟走进了中航工业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此时，“新歼”也有了正式的名字——歼-10，后来被称作“猛龙”。

　　作为当时设计所屈指可数的研究生，人事处的领导问他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是想把这里当跳板，还是要干一辈子？”杨伟说：“我是千方百计争取后才被重新分配到这里，怎么可能把这里当跳板？!”

　　几个月后，杨伟成为“余度管理与可靠性”专业的组长，这个专业就是为研制“猛龙”的数字式电传飞控系统而专门成立的全新专业。“我们的任务十分明确，就是突破第三代战斗机四大关键技术之一的数字式电传飞控系统。”杨伟解释说，“它的成败直接关系到‘猛龙’总体设计方案的成败。”

　　电传操纵系统最早的雏形是为了解决飞行器稳定性而开发的增稳器、阻尼器。随着上世纪70年代末电子技术的大发展，西方最早尝试直接将飞行员的操纵信号接入计算机，从而取消了全部机械操纵系统，构成了完全由计算机控制的电传操纵系统。

　　“正是由于数字式电传飞控系统使飞机操纵品质和性能得到改善，给飞机控制带来更大的自由度，也被广泛应用于第三代和第四代战斗机，例如：F-16、Su-27与F/A-18战斗机等，成为先进战斗机的典型标志。”杨伟解释说，“这项技术也自然成为‘猛龙’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核心技术。”

　　数字式电传飞控系统的另一个重要性还在于打破了飞机设计中需要保持静稳定性的气动布局。众所周知，要想充分发挥战斗机灵活的机动性能，最好摒弃传统的飞机设计法则，通过使用静不稳定的设计获得性能的空前提高。“猛龙”就采用了我国自主研制的放宽静稳定性的鸭式气动布局，从而保证它具有良好的机动性。

　　“灵活与稳定看上去是一对无法调和的矛盾，这就像在篮球上再放个乒乓球，要实现灵活地运动，同时一切又是稳定的，这听上去就像是在玩杂技。”杨伟试图用最简单的比喻解释最深奥的道理，“我们研制的放宽静安定度全权限三轴四余度数字式电传飞控系统就是为了配合‘猛龙’的静不稳定的设计，解决灵活与稳定这对矛盾。”

　　然而，在上世纪80年代，当世界战斗机享受着数字式电传飞控系统带来的效益时，我国整体技术才刚刚起步，一些飞机设计单位正在寻求国际交流，试图逐步实现原理与方案的探索。“当时对于这套系统的认识，我们还处于既不完全理解其内涵，又没有实现的途径与方法的阶段。”杨伟说：“它不仅在中国是空白，也是世界的前沿技术。”

　　那是杨伟第一次作为一个主要的负责人之一承担这么重大的项目，“由于国际上对我们的严密封锁，很多的技术探索就像是行走在浩瀚宇宙孤独而绝望的角落，然而，正是这个年轻团队凭借着探索的激情总是将我们一次一次地带出困境。”

　　经过几年的努力，在查阅、摸透大量技术资料的基础上，杨伟设计出十多种不同的方案，以全新的思路对系统可靠性进行对比分析，攻克了以余度配置、故障检测隔离重构、同步算法等一系列关键技术，实施了全系统数字仿真和半物理综合试验。

　　1996年3月，杨伟主持研制的飞控系统地面综合试验设施，俗称“铁鸟”，第一次实现了闭环飞行。这是他人生中难忘的一幕，“当我坐在座舱里，能够把‘铁鸟’像真飞机一样飞起来，而且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操纵的时候，确实感觉到了一种成就和一种满足。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进行系统综合，还是在系统综合中解决相应的问题，这一切都是依靠我们自己的能力实现的。”

　　正是这套先进的飞控系统，为确保“猛龙”首飞成功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