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大学曾是军科大本营：培养多面“战争人才”

　　据日本媒体近日报道，东京大学将对军事研究“解禁”，允许该校研究生院理工科院系从事与军事科学乃至战争相关的技术研发。尽管东大方面随即否认撤销禁令，但这一消息仍在日本引发强烈反响。人们不禁联想到，在日本对外侵略的年代，政府和军部利用“战时科研体制”控制各大学，东京大学也未幸免，一度沦为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机器。正是基于对这一惨痛历史的反思，战后东京大学才通过决议，宣布“禁止一切军事研究”，并拒绝与自卫队的合作。

　　“军人校长”引东大上战场

　　作为日本首所国立大学，成立于1877年的东京大学一直“代表着日本学问和教育的最高权威”。日本启动殖民扩张后，东京大学也被裹挟进日本的“帝国梦想”当中。1886年，东京大学更名为帝国大学，1897年更名东京帝国大学。当时，日本统治阶级利用“皇国史观”神化天皇与日本民族，为侵略战争提供“合法性依据”，而“皇国史观”的始作俑者正是东京大学国史学教授平泉澄、宪法学教授上杉慎吉等人。东大不仅不断向政府输送保守派官僚，而且培养了一些后来闻名于世的“战争人才”。

　　为了服务于侵略战争，日本政府最大限度地挖掘教育机构的“技术价值”，政府预算明显向与军工相关的大学理工学科倾斜。1867年，日本海军启动“委托学生制度”，从大学理工科学生中选拔优秀学生，给予奖学金和“特别关照”，毕业后优先录用到海军，强化研发力量。受惠于这一体制的，包括日本近代最负盛名的两大“造船天才”平贺让与藤本喜久雄(东大工学部造船系毕业)，以及著名的“零式”战斗机设计者堀越二郎(东大工学部航空工学系毕业)。

　　日本军方两大技术部门陆军科学研究所和海军技术研究所，以及日本军工产业的支柱企业如三菱重工等也从东大大量吸纳人才。这一体制到了太平洋战争时期更发展为“全民皆兵”的“战时科研体制”，各大学被要求大规模扩充工学部规模，鼓励学生参军，大量增派“委托学生”到军方工厂乃至前线效命。1941年近卫文麿内阁出台“科学技术新体制纲要”，强调大学和研究机构“一切为战争服务”。

　　在此背景下，出身东大的“军人校长”平贺让的到来，更让该校成为日本对外战争机器上的重要齿轮。平贺让1901年以第一名成绩从东大工学部造船系毕业，官至海军技术中将，主持设计多艘海军主力舰，被称为“造船之神”。1935年，平贺让被派到东大工学部担任学部长，在他的主持下，东大工学部的造船、兵器制造和航空工学等科系快速膨胀，有针对性地批量培养“战争实用人才”，造船系还建成90米长的大型水槽，用于战舰设计与船型试验。

　　1938年，平贺让成为东京大学第13任校长，他采用铁腕手段整肃东大，宣布学校“全面进入战时体制”。1942年，平贺让在东大原工学部的基础上新建第二工学部，作为培养军工人才的“新蓄水池”。至1951年被废止前，第二工学部共培养超过2500名毕业生。据当时东大毕业生回忆，到了战争末期，东大已成为“战争前线的一部分”，大部分工学部学生都以“委托学生”的名义在船厂、地下战机工厂工作，物理学科的学生在进行导弹弹道研究，医学部的学生在研发毒药和毒气弹，一些学生甚至被调去研究用于“本土决战”的最终兵器。法学部和经济学部的学生则被派往前线参军，甚至参加“神风特攻队”，“很多年轻鲜活的生命都在‘一亿玉碎’的口号中烟消云散”。

　　战后禁止军事研究始末

　　二战结束后，美军占领下的日本接受民主改造，各大学的“帝国”帽子被摘掉，“战时科研体制”宣布终止。东大第二工学部被废止，被改造为东大生产技术研究所。各军工科系也接受改造。兵器制造学科改名为精密工学科，航空动力学科改名为应用数学科，航空发动机学科改为内燃机学科战争。上世纪50年代，基于对战争历史的反思，日本左翼力量掀起和平主义运动和反安保运动，而知识分子聚集的东京大学也成为左翼力量和学生运动的中心。这决定了东京大学在高校从事军事研究这一问题上持反对态度。

　　但东大内部涉及尖端科技的一些研究并未停止，1954年，东大航空与超音速空气力学研究班成立，召集人为东大教授、有“日本火箭之父”之名的系川英夫，他领导该研究班研发“铅笔式火箭”，不断取得突破。一些政府官僚希望将其成果用于军事。1959年，时任日本防卫厅长官伊能繁次郎表示，政府考虑支持系川的火箭研究。此后伊能繁次郎又公开称，有必要在东京大学等国立大学重设兵器制造学科。

　　当时正是日本反安保斗争进入白热化阶段。有舆论称，东大如果允许政府资助的军事研究在大学内“复活”，将是军部统治时代历史的重演，大学基于学术自由和社会公益，不能允许再制造“军产学复合体”。抗议活动纷纷而起，教授和学生们投书学校高层，要求“作出正确的决断”。在此情况下，东京大学在当年的最高评议会上通过决议：“不用说军事研究，如果是涉嫌与军事有关的研究均应予以禁止。”1967年，东大最高评议会再次重申该立场。两年后，校方和大学职员自治团体签署协议，明文规定：东大不从事军事研究，也不接受来自军方的援助，这“两不”原则从此成为东大的既定立场。

　　禁区不断被突破

　　战后东京大学提出的“禁止一切军事研究”曾被日本各大学效仿，但冷战结束后，随着日本明确追求“正常国家”和“国防自主”目标，不少大学已突破这一曾经的“禁区”。有数据显示，2006年到2014年，日本政府与民间大学、研究机构共签署18项军事研究的联合协议，参与学校包括东京工业大学、九州大学等。在政府的压力与利诱下，大学内学者们的观点们也出现两极化，一些人主张高校应“对军事研究说不”，还有人认为，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日本高校“应该为日本国防力量的加强积极做出贡献”。

　　据日本共同社16日报道，去年12月，东大研究生院信息理工学系研究科已修改大纲，今后可以研究“军民两用技术”。这被认为是东大“顺应安倍政府意志”，开启军事研究解禁之路。但东大方面称，“有关军事研究的禁令依然保持不变”，修改大纲并非“解禁军事研究”。尽管东大校方否认解禁，但有日本学界人士认为，这是部分学部和教授发动的“试水”行为，一旦被社会认可，便会彻底打破原来禁区。有舆论称，如果东大成为“安倍国防学”的协从者，跨过军事研究“红线”，有悖于大学研究促进和平和人类福祉的目的，也将影响大学的学术自由和独立性。(作者是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