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军第三次“抵消战略”：欲“立”先“破”

　　引领美军进入军事革命新阶段的第三次“抵消战略”提出至今，引起了美国军队相关各方的广泛讨论，美军也正在这一轮讨论中逐步明确新战略的目标和思路

　　在战略的针对性和普适性选择方面，一方认为，新战略应该聚焦专一目标，解决突出威胁，另一方认为，美国所处的安全环境充满不确定性，新战略应该突出普适性

　　在新战略的实现路径方面，有人认为，当前军事技术创新周期不断缩短，技术淘汰速度快，新战略继续坚持以科技发展为核心，围绕一小撮技术“下大赌注”的风险太大

　　可以明确的是，美军新一轮“抵消战略”发起时机较前两次大为提前，目标更加多元，实现路径更加丰富，领导层推动新战略的决心十分坚定

　　“抛出观点-充分讨论-形成共识”，是美军开发新概念、新理论的惯用手法。自去年11月15日时任国防部长哈格尔发出“国防创新倡议”后，美军第三次“抵消战略”一直深陷争论漩涡。从目前情况看，美国国防部要展开第三次“抵消战略”，还需破解两大认识分歧。

　　选择对手——

　　基于威胁VS基于能力

　　作为一项对策性战略，“抵消谁”是美军制定第三次“抵消战略”的逻辑起点。事实上，寻找下一个敌人是美军建军备战的传统思路。问题在于，第三次“抵消战略”究竟应针对某一类特定威胁还是应面向威胁的全频谱？两者体现了截然不同的两种思路：即基于威胁还是基于能力。

　　美国军界和学界主流观点认为，第三次“抵消战略”应以应对特定威胁为目的，而不应试图寻找一种普适型的“抵消战略”。因为从历史经验看，前两次抵消战略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树立了明确的“靶子”——苏联。根据苏军特点，美军制定了清晰的抵消目标：第一次是抵消苏联的常规力量优势，第二次是打破了美苏间核均势。此外，第三次“抵消战略”并非一项综合性国防战略，更不是国家安全战略，因此不能用于解决国家面临的每一项威胁。如果期望第三次“抵消战略”成为解决所有军事问题的“万能钥匙”，势必因“掺水”过多而难以落实。

　　以美军海军部前副部长、现任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高级研究员罗伯特·马丁纳吉为代表的保守派人士认为，虽然美国当前面临诸多安全挑战，但亚太地区的新兴大国才是美国面临的主要威胁，因此应把新兴大国及其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作为第三次“抵消战略”的靶子。

　　也有相当一部分美军专家认为，第三次“抵消战略”必须摆脱前两次“抵消战略”的思维定式，实现从基于威胁到基于能力的转变。一方面，与冷战时期非黑即白的单一威胁相比，美国当前所处的安全环境充满不确定性，威胁的种类增多，各种威胁相互交织，任何一种威胁都不可忽视。如“9·11”恐怖袭击，一夜之间改变了美国的战略安全重点，直接导致美国陷入长达13年的阿富汗伊拉克两场战争。正如美国防部前部长哈格尔指出，从打击“伊斯兰国”到抗击埃博拉病毒传播再到增援北约盟友，“一年前，很少有人能够预料到这些任务”。面对如此多样的任务，第三次“抵消战略”必须聚焦适用多种威胁的能力建设。

　　另一方面，作为一项战略，如果只关注某一类特定威胁，将可能导致该战略丧失灵活性和适应性。正如美国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安德鲁·亨特在众议院武装力量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指出，第三次“抵消战略”必须“融入整体国家战略”，关注《四年防务审查报告》《国防战略指导》等国防战略文件中列出的所有问题，如果将问题具体化，特别是聚焦于高端战争，将增加战略本身的风险。一旦出现意外，纠错的代价将非常昂贵。

　　实现方式——

　　以技术为中心VS以人力为中心

　　东方重谋略，西方重技术。纵观二战后美军历次重大军事创新，均带有明显的“技术基因”。美军此次“国防创新倡议”，同样打上了深深的技术“烙印”。美国《国防创新倡议备忘录》明确指出：“我们必须主动作为，确保不会丧失一直以来习以为常的军事技术优势。”2014年9月3日，时任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在“国防创新日”讲话中也指出，要实现技术研发、技术采购、技术运用的系列创新，字里行间透露出“以技术为中心”的创新观。

　　在一些美军专家看来，第三次“抵消战略”的根本目的，就是维护美军的军事技术优势。新美国安全中心研究部主任肖恩·布利姆雷在众议院武装力量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指出，当前美国与对手间最核心的竞争就是“军事技术优势竞争”。

　　究其缘由，除了受到传统“技术制胜观”影响外，还有两大助推因素。其一，技术优势是美军成功实施前两次“抵消战略”的关键。第一次“抵消战略”，美国通过谋求核优势抵消了苏联的常规力量数量优势；第二次“抵消战略”，美国通过发展远程精确制导技术等“技术赋能器”，使力量的天平再次向美国倾斜。正如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高级研究员马丁纳吉所言，前两次“抵消战略”的制胜机理如出一辙——即发挥美国的技术优势。

　　其二，通过实施第一次“抵消战略”，美军不仅抵消了苏联的常规部队数量优势，而且在1952至1956年间使国防开支减少了40%，大大提高了国防投资的效费比，这与当前美国的预算环境相契合。根据《2011国防预算法案》的规定，未来10年，美军将压缩1万亿美元的国防支出。此次制定第三次“抵消战略”，美军希望通过关键领域技术创新压缩其他方面支出，进而维持整体军事优势。

　　然而，也有不少美军专家对第三次“抵消战略”背后的“技术决定论”提出质疑，认为过度依赖技术创新的“老套路”绝非第三次“抵消战略”的“灵丹妙药”，其理由有二。

　　一是当前市场和技术环境不允许。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技术、资本等市场要素能够在全球市场自由流通，“原先只有发达国家军队才有的能力和系统已经呈扩散之势”，美国要维持决定性、全方位的军事技术优势难度很大。此外，在加速回报定律的影响下，技术创新的周期不断缩短，技术淘汰速度加快，围绕一小撮技术“下大赌注”的风险加大。

　　二是美军现状不允许。据美军调查报告显示，伊拉克战争地面行动发起前，员额达19000人的第3机步师只接收了大约600套单兵小型火器防护装甲，远远无法满足行动需求。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五角大楼在研发尖端武器系统方面“一掷千金”。据统计，海湾战争后，美军推出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武器研发项目，仅前十大失败项目耗资就达530亿美元，这引起了美军基层官兵的强烈不满。正如美国国防部前部长盖茨所言：“无论多少技术，都改变不了我依然需要在海湾和南中国海同时部署一艘(佩里级)护卫舰的事实。”

　　鉴于此，部分美军专家认为，第三次“抵消战略”的重心应从开发“高大上”的武器硬件转向改进教育训练、后勤供应、军队组织形态等软件上来。

　　超越抵消——

　　打牢军事优势之根基

　　虽然争论还在继续，但美军发起第三次“抵消战略”的工作已悄然展开。去年11月，哈格尔指定国防部副部长沃克全面负责第三次“抵消战略”的制定，每季度向其汇报工作。另外，哈格尔已指示负责采购、技术和后勤的副部长弗兰克·肯德尔制定一份“远程研究和发展计划规划”，邀请军内外权威人士全面评估未来3至5年里应开发的技术和系统。去年12月，美国众议院武装力量委员会海上力量和投送部队分会举行了有关第三次“抵消战略”的首次听证会。

　　美军各项举措表明，第三次“抵消战略”是“老瓶”装“新酒”，其时机、目的、路径均超越了前两次“抵消战略”。

　　首先，第三次“抵消战略”发起的时机明显提前。前两次“抵消战略”，都是在美军已经丧失优势的前提下发起的。如第一次“抵消战略”发起时，苏联在欧洲部署的常规部队数量是北约的3倍，是既成事实。此轮“抵消战略”是在美军依然牢牢掌握整体军事优势的情况下提出的，时机大大提前，体现了美军强烈的危机意识。

　　其次，第三次“抵消战略”的目标更加广泛。除了确保美军军事优势这一显性目标外，美军发起第三次“抵消战略”可能存在深层次目标。自哈格尔发出“国防创新倡议”以来，美国知名智库纷纷呼吁废除《2011预算控制法案》对国防预算的限制，使国防预算恢复到2012财年的“盖茨”预算水平。鉴于美军逐渐“丧失”的军事优势，美国跨党派“国防小组”也已提出了停止削减国防预算的建议。

　　最后，新一轮“抵消战略”的实现路径更加丰富。前两次“抵消战略”均主要依靠某一领域的技术创新得以实施，而此轮“抵消战略”的实施路径更加全面。美国《国防创新倡议备忘录》明确规定，美军将重点在领导人培养、军事技术研发、演训方法运用、作战构想开发、国防采购体制等5大领域实现创新，其内容几乎涵盖了军事活动的方方面面。■陈航辉　付明华　师现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