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关条约120年:腐败致耻辱 警惕日本备战钓岛挑衅(3)

　　警钟长鸣：牢记国耻以史为鉴

　　甲午战争的硝烟虽已散尽，但《马关条约》签订的那段屈辱历史却历历在目，时刻给我们敲响警钟，值得我们铭记反思。因为只有牢记国耻，才能避免悲剧重演；只有不忘过去，才能更好地把握明天。

　　第一，能战方能言和，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也休想从谈判桌上得到。日本在首次谈判中之所以有底气对张荫桓、邵友濂百般刁难，拒绝谈判，靠的正是日军在战场上的节节胜利；敢对李鸿章狮子大张口，列出苛刻至极的和谈条件迫其就范，靠的也是一场场的军事胜利。张、邵以及后来者李鸿章，在谈判桌前唯唯诺诺，一味迁就忍让，说到底还是没有一场胜仗做底气。全程参与和谈的头等参赞伍廷芳曾感慨万分：“我将卒苟能奋勇于疆场，不容其猖披，何致就被而受此欺慢？欲消此恨，其在将与兵焉！和局易成与否，亦在战争之胜负判也。”期望通过谈判乞求达成目的，最终得到的只能是无奈和屈辱。

　　第二，弱国无外交，谈判的基础是以强大的国力作支撑。在中日和谈中，根本看不到对等谈判中相互妥协让步的场景，有的只是一边倒的哀求。在谈到台湾问题时，伊藤要求在互换条约批准书后一个月内交割，李鸿章认为一个月太仓促，要求再延限一个月，并说：“贵国何必急急？台湾已是口中之物。”伊藤回答说：“尚未下咽，饥甚！”而这种毫无顾忌的欺凌，正是中日实力对比的具体体现。甲午战争中，日本能够举全国之力，倾力为之，而清政府则处处争斗，相互掣肘，形同散沙。虽然当时清政府的人口是日本10倍，年收入是日本2倍，但体量的庞大不等同于实力的强大。与日本相比，清政府无论是在动员能力、装备性能，还是在战争准备上都远逊于对手。在这样的实力对比下，输掉战争也就在所难免。历史再次证明，没有实力的支撑，就没有对等的谈判，有的只是强者向弱者的通知。

　　第三，马关之耻的根源不是所谓的谈判技巧，而是清政府的腐败制度。甲午之战，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两种制度的较量，《马关条约》则是清朝腐败制度在外交上的真实写照。洋务运动虽已在中国搞了近三十年，但在清政府的官僚看来，中国的文武制度“事事远出于西人之上，独火器不能及”，因此不想也不敢触动封建旧根基，没有也不可能进行全面改革。尽管斥巨资购得“坚船利器”，发展了与军事密切相关的制造及重工业，但体制的腐朽已深入骨髓，难以适应当时的国际潮流。李鸿章奉命创建海军，建设国防力量，仅用于海军北洋水师的建设资金就超过1亿两白银，投入不可谓不大。但北洋水师虽学习西方之经验，却只学其表，未触实质。在此背景下，甲午之败及《马关条约》的签署也就成为历史必然。

　　第四，起始于《马关条约》的钓鱼岛问题，仍可能被日本利用打断我发展进程，对此需保持高度警惕。近年来，中日因钓鱼岛问题矛盾加剧。而追根溯源，这一问题正是起始于《马关条约》，日本占据的台湾、澎湖及附属岛屿中就包含钓鱼岛。钓鱼岛问题的解决，既涉及中日之间的历史恩怨，又涉及当今错综复杂的亚太战略格局。但日本政府在安倍晋三的带领下，丝毫没有拿出解决问题的态度和诚意，反而一意孤行不断借此炒作“中国威胁论”，将我视为现实威胁和主要对手，并不断扩武备战。这种行径与100多年前何其相似。1882年，日本维新元老山县有朋上奏明治天皇，认为欧洲各国距日本较远，痛痒之处并不急迫，近邻大清帝国才更具威胁。针对清政府在洋务运动中整军购舰的举动，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以中国为假想敌，在日本掀起“清国威胁论”热潮。当前，安倍政府利用钓鱼岛问题，制造东海紧张局面，带动日本社会整体向右倾化转变，其实质就是要让日本彻底摆脱战后体制束缚，成为所谓“正常国家”，而中国正是他实现这一图谋的借口和筹码。针对日本的图谋算计，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

　　第五，牢记强国梦、强军梦的历史使命，强化革命军人责任担当。强大的军队，始终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坚强保障。甲午战败和《马关条约》签订，是中华民族的悲哀和耻辱，它再次印证了一支军队、一支有战斗精神的军队对国家对民族生死存亡的极端重要性，这既是历史的昭示，也是现实的警告。今天，世界正面临前所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正处在由大向强发展的关键阶段，但同时也面临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面对新形势、新任务，作为当代革命军人，更需增强忧患意识，固本培元，凝神聚气，牢记责任使命，按照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标准，坚守理想信念不动摇，锻炼素质过硬、能打胜仗的坚实本领，保持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革命热情和高昂战斗意志，为实现强国梦、强军梦贡献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贡献。

　　(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 执笔：孟祥青、方 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