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报：不能真实地树立英雄形象 敌人就会亵渎

　　遍地英雄下夕烟

　　英雄构建人民军队的筋骨。英雄彰显强军文化的精神品格。英雄始终是军事文艺的母题。

　　正如习主席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好的文艺作品就应该像蓝天上的阳光、春季里的清风一样，能够启迪思想、温润心灵、陶冶人生，能够扫除颓废萎靡之风”，翻开军事文艺的历史篇章，那些饱含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品格的优秀军事文艺作品，从来都是凝聚民族精神、激发民族力量的精神火炬，从来都是引领社会风尚、传播崇高品德的动人乐章，从来都是激励官兵在战场上勇往直前、奋力拼搏的催征战鼓。

　　2005年，军旅作家徐贵祥创作的英雄题材小说《历史的天空》获得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这是当代军事文艺创作延续英雄主义传统的一个缩影。英雄题材作品获得的良好反响充分说明，越是在消解崇高、解构英雄等乱象频现的多元文化生态下，人们呼唤英雄的心理就越是强烈；越是在多年未经战火洗礼的背景下，那些张扬英雄主义品格、激发血性豪气的强军文艺作品就越是迫切需要。

　　1、英雄的涵养需要很久，但英雄爆发，往往只需要半秒钟

　　英雄，一个古老的话题，一片照耀和温暖人类生活的阳光，一个深藏于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的梦想。

　　第一次认识英雄，是1979年春天。那是一个云雾浓重的早晨，对面山坡枪炮射击孔火光闪烁依稀可见。战史上记载那次战斗的全称是“二号环形高地进攻战斗”，我们八五加农炮营三连奉命到前沿支援步兵战斗。推炮上山的过程中，对方的火力很猛，山上步兵阵地上不断有人滚下来。第一次经历这样的场面，很有些紧张，显得笨手笨脚，行动难免迟缓。最先上去的，是连长李诚忠和指导员赵蜀川，加上二班副王聚华，再往后就是副营长杨世康。我是电台兵，跟着副营长，这也就决定了我能够近距离观察战斗情况。因为地形限制，公路拐弯处只能展开一门火炮，所以说这场战斗实际上是“三个人一台戏”，李连长观察指挥，赵指导员瞄准射击，王聚华装填炮弹。指导员打得出汗，把军装上衣和手枪扔到我手上，他穿着白色的衬衣，十分醒目。副营长猫在后面喊，“赵蜀川，你龟儿给敌人指示目标啊？把衬衣也脱了！”但指导员终究没脱衬衣，他不习惯光膀子。指导员一边打，连长一边修正射角，一会儿向左，一会儿向右。赵指导员也不搭腔，吭吭哧哧地憋着气，有时候从体视仪里向外瞄准，有时候干脆从炮膛里直接吊线，打得很准。

　　毫无疑问，就是那个时刻，英雄在我的身边诞生了。后来发生的事情是，我们暴露了，密集的炮火向本连阵地扑来，一发火箭弹落在炮位一侧——

　　正在装填炮弹的王聚华全身数处负伤，生命垂危之际，他端着已经上了引信的炮弹，顽强地挺立着，睁着血肉模糊的双眼……就在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指导员赵蜀川转身看见了雕像般伫立的王聚华，大叫一声冲过来，接过王聚华手中的炮弹，猛力推进炮膛，按下发射手柄。炮弹呼啸出膛，避免了炮毁人亡的悲剧……

　　那次战斗，我们连队十几个人负伤。我很幸运，不仅未被击中，还因为扛炮弹立了三等功,那时候我参军才3个月不到。以后回忆起那一幕，仍然心惊肉跳。在炮弹落下的时候，我和副营长距离炮位不到20米。连长和指导员就在炮架内。在最初几秒，我似乎看见王聚华像是被电击了一样，全身抖动并扭曲。后来，不知道从哪里传来一声惊呼，我清楚地看见那个瞬间，王聚华站稳了，指导员上去了，那个瞬间可能连半秒钟都不到。以后我曾经设想，如果王聚华提前半秒钟倒下，如果指导员延迟半秒钟冲上去，会出现什么情况？

　　英雄爆发，往往只需要半秒钟。

　　这个故事还没有讲完。重伤员王聚华后来被辗转送到救护所、战地医院、军区总医院，七转八转，没消息了。直到在边疆一个农场休整的时候，上级通知说，王聚华牺牲了。连续很多天，部队沉浸在悲痛之中，从团里到连队，都开了追悼会。这期间评功评奖，连队被军区授予“英雄炮兵连”荣誉称号，指导员赵蜀川荣立二等功。这年5月，部队归建。有一天全连紧急集合，到了操场，突然发现一个瘦骨嶙峋的陌生人，仔细一看，是王聚华。原来，当初往军区总医院转送重伤员的时候，前线医院的护士把王聚华的名牌同另一位伤员的名牌挂错了，牺牲的是那位同志。这个故事确实有点传奇，但不是虚构的。上面引述的那段文字，摘自我的第一篇报告文学《炮兵英雄王聚华》，那里面的每一个字都像我亲眼目睹的那样真实。

　　2、文学是携带、传播英雄文化的主要工具，同时又是催生英雄文化的使者

　　中华民族是一个崇尚英雄的民族，中国人的童年大都伴随着英雄的故事和英雄的梦想成长，从女娲补天、后羿射日那样战天斗地的神话英雄，到各个时期的战斗英雄……更多的时候，英雄不再是存放在凌烟阁上的牌位和封神榜上的名册，而是行走在原野和河流山川之间的风，而是传送在书斋和村头集市的雨，以书面或口头的形式携带传播，以潜移和默化的形式生根开花，成为中国性格的重要特征。

　　文学是携带、传播英雄文化的主要工具，同时又是催生英雄文化的使者。每当发生危机的时候，我们就渴望英雄出现——通常，是以文学的方式。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痛定思痛，试图用文学的方式敦促实现“国运强盛”，一批“呼唤英雄”和幻想“坚船利炮”的小说应运而生，比较典型的有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碧荷馆主人的《新纪元》、陆士谔的《新中国》《新野叟曝言》和吴沃尧的《电术奇谈》等等。在这些作品里，古代运筹帷幄、神机妙算、智勇双全的战争将领重新回到了当代，舍生取义、精忠报国的官兵又奔突在杀敌驱倭的战场上。值得称道的是，这些作品所塑造的英雄人物已经突破了农耕文化背景下的英雄模式，有应对未来战争的远见卓识，有向对手学习的勇气和行动，有指挥科技战争的能力。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那些带有科幻性质的关于武器装备的预测，很多都是建立在科学常识的基础上，在今天不仅得到了实现，而且更多都已经得到了超越。用当代眼光来看，这些作品是在中国历史的一个特殊时期内，文学对英雄、文化对国家命运的一次直接关注，一次文学和文化正能量的集中爆发。可惜的是，在那个蒙昧的时代，被摇摇欲坠的朝廷视为“奇技淫巧”，斥为“荒诞不经”，因而受到冷落，这不仅是文学的遗憾，也是英雄的遗憾，终归是中国人民的遗憾。

　　晚清社会，中国历经两次鸦片战争，国力衰弱到一触即溃，民心涣散成一盘散沙。作为思想家和政治家的梁启超，几近绝望。何以救国？呼唤英雄！英雄何来？梁启超把目光投向文学，“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道德，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一言以蔽之就是要通过文学改变中国人，达到“四海之内皆兄弟”“八亿神州尽舜尧”的境界。

　　与梁启超观点接近的还有鲁迅，“……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首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鲁迅也认为“文艺”——其实更多的是指文学——可以提供思想基础，可以改良民族精神，这就是他弃医从文的原因。

　　梁启超和鲁迅文学救国的梦想在他们的时代未能实现，不是梁启超和鲁迅的观点出了问题，也不是文学出了问题，而是文学生成的土壤出了问题。在清末民初那个病入膏肓的躯体上，文学不可能妙手回春。

　　但这并不等于文学没有力量，文学的力量无所不在，潜移默化，春风化雨，地久天长。文学和文学教育，其独特的审美功能、慰藉功能和激励功能，以其思想的力量、智慧的力量和艺术感染力，一点一点地改变着中国人的精神，直至这个苦难的民族于病痛中苏醒，重新找回民族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