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余八路军保兵工厂战5千日军 伤亡百余毙敌上千(2)

　　我以我血见忠诚

　　父亲在留苏期间，成绩优异，为人正派，威信极高。但在1928年的一天，父亲和一些留苏同志一起在宿舍吃了一顿中餐，被王明知道了，便说他们是“江浙同乡会，有托派嫌疑”。自此，父亲被戴上了“托派嫌疑”帽子，接受严格审查，并受到了党内警告处分。

　　1930年，父亲学成回国，进入苏区，而王明集团1931年在党内取得了领导地位，他们把在苏联的旧账带回国内清算。父亲成为当年苏区肃反扩大化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于1932年被撤销红十五军军长兼政委之职，并被给予留党察看的处分。

　　此后，父亲从未停止过申诉。直至殉国前的1941年11月，父亲还再次发电报向党中央申诉：“我可以以我全部政治生命向党担保，我是一个好的共产党员……”

　　1942年春，彭德怀还专门给中央写了封信，说他可以证明我父亲对党无限忠诚。然而，父亲再也没能摘掉“留党察看”的“紧箍咒”，直至含冤殉国。

　　据开国中将苏静回忆，父亲牺牲后不久的一天，他在延安散步，碰巧遇到了毛主席，走到跟前，毛主席握着他的手，满含泪水地说：“左权同志牺牲了，前两天他还给我来过信，提到他的问题，我正要着手去解决他的问题，他就牺牲了，很遗憾。”

　　延安各界为我父亲举行了追悼会，朱德总司令写下了后来流传很广的悼念诗：“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卫吾华；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

　　烽火家书抵万金

　　父亲在家中排行老四，是最小的儿子。自从19岁离家求学后，整整18年，再也没有回过家。

　　而远在湖南的奶奶，一直盼着儿子回家，盼得望眼欲穿，从抗战胜利盼到解放战争胜利，没人敢告诉奶奶父亲已经捐躯的事情，直到1949年夏，挥师南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奉朱德总司令之命，到家乡看望奶奶。

　　得知儿子殉国的消息后，奶奶请人代为撰文悼念儿子：“吾儿抗日成仁，死得其所，不愧有志男儿，现已得着民主解放成功，牺牲一身，有何足惜，吾儿有知，地下瞑目矣！”两个月后，奶奶也与世长辞。

　　1940年5月27日，我出生在太行山八路军总部抗日前线的烽火硝烟中。当时也是抗日前线打仗打得最厉害的时候，父亲忙于战事根本顾不上我和母亲，只好在我出生仅三个月不满百天的时候，把我和母亲送到了延安后方。

　　日本鬼子的炮弹夺去父亲的生命时，我还差两天过两岁生日。父亲的形象在我的记忆中十分模糊，对父亲的了解更多是来自他生前写给母亲的信件，以及遗留下来的文章。

　　我人到中年才知道父亲对自己的爱。42岁那年，我收到了“文革”抄家后被发还的物品，其中有父亲在抗战中近两年间写给母亲的11封信。每一封信，父亲都大段大段地提到他心爱的女儿。通过父亲留下的家书，我才更加深切地了解父亲，更理解他和爱他。

　　作为八路军副参谋长，也许是因为职业习惯和工作需要，父亲总给人感觉是一个感情内敛、沉默严肃的人。仅存至今的几张照片中，他总是嘴唇紧闭，军容极为严整地站在照片一角。

　　只有一张照片例外。这是父亲与女儿最后的、也是唯一的“全家福”。在这张照片中，父亲抱着未满百日的我，身边坐着年轻漂亮的母亲刘志兰。在浓浓的天伦之乐中，父亲露出了难得的笑容——34岁才娶妻，得女已是中年，父亲是真正的开怀而笑。这是一张临别前的照片，母亲即将带着我回到延安。照相后，父亲在村口与我们挥别。但那一别，即成永别。

　　父亲一个月仅5元津贴，还有抽烟的习惯，但只要有机会，他就把攒下来的钱托人给母亲带去，带来的还有一些给我的战利品：一瓶鱼肝油丸、一包饼干、一袋糖果……

　　提到女儿，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刚毅无言的父亲——铮铮硬汉，完全被“溶化”掉了！

　　细腻的父亲给花朵一样的宝贝闺女买花布，让人给女儿做衣服、织毛衣毛裤，再让回延安的同志艰难地带过封锁线……只是因为许久没见过女儿，不知道一两岁的孩子到底长得多快，做出来的衣服有大有小。

　　夏天，他给我带来热天穿的小衣服；冬天，他记挂着小家伙别冻坏了手脚；每次我病了，焦急的父亲反复在信里念叨：“急性痢疾是极危险的”“有了病必须找医生”——在敌后极为艰苦的环境下，父亲在指挥八路军进行战斗、研究军事理论的同时，最大程度地尽到了做父亲的责任。

　　看看这个不爱讲话的人在信中对女儿的爱称吧：小鬼、小家伙、小宝贝、小天使、小东西……舐犊之情，跃然纸上。对女儿的爱，纵使远隔70多年，依然还在散发着烫人的热量。

　　牺牲前3天，父亲在给母亲的最后一封信中，想象着与妻女团聚的情景：“有时总仿佛有你及北北与我在一块玩着、谈着。特别是北北非常调皮，一时在地下，一时爬到妈妈怀里，又由妈妈怀里转到爸爸怀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