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贿父子兵”不是什么特殊现象

　　据《中国青年报》5月30日报道，继重庆移动原董事长沈长富“父子受贿案”后，最近重庆能源投资集团原董事长侯行知父子又被查处。……父亲当高管、儿子当托儿，“受贿父子兵”现象频发令人忧。

　　听惯、用惯了“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这个熟语，乍一见到“受贿父子兵”的说法，感觉还是挺新鲜的，但也仅仅是感觉上的新鲜而已，“受贿父子兵”在林林总总的腐败现象中，循着的依然是滥用权力这一脉络，惧怕的仍旧是监管权力这一猛药，这一点丝毫没有特殊性，它甚至不值得作为一种现象来研究、总结。

　　不信且看，受贿不止有“父子兵”，权力失范之下，什么样的“联手”都可能出现——有“受贿夫妻档”，比如上海“炒房区长”康慧军案，康慧军之妻王孝琴就参与了受贿；有“受贿亲友团”，比如公安部挂牌督办的原重庆市人大代表黎强涉黑案中，同列被告席的两位官员，一个被告是黎强的“老兄弟”，还有一个被告的儿子叫黎强“干爹”；有“受贿情人圈”，比如新疆伊犁原党委常委、原伊宁市委书记焦宝华一案，其情人杜某收受贿赂达2100万元之巨；有“受贿同事窝”，比如广东茂名重大系列腐败案涉及省管干部24人，县处级干部218人，波及党政部门105个，市辖6个县(区)的主要领导全部涉案……

　　“受贿夫妻档”越来越多，“受贿亲友团”越连越广，“受贿情人圈”越扩越大，“受贿同事窝”越牵越深，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受贿父子兵”显然并不意外，不出现才是令人奇怪的事情。也就是说，如果防腐反腐将眼光放在夫妻、情人、父子之类的关系上面，显然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这些都只是外在的表现形式，其实质问题在于权力太容易用来牟取私利，而监督防范却远远没做到让权力不敢伸手、不能乱来。

　　想当年，有个叫“59岁现象”的词语颇为流行。后来人们发现，不独退休前捞一把的心理会导致贪腐，到了可晋升的年龄得不到提拔的失落心理也会带来贪腐集中发案，于是又有了一个新词叫“29岁现象”。再后来，人们发现，除了这两个年龄段以外，只要是权力没有被装进笼子里，那就年年岁岁不平安、处处都是高发区，于是近年很少再提“59岁现象”、“29岁现象”了。其实“受贿父子兵”也是类似的情况，即只要权力与利益之间的关系不因为监管而被切断，那么，从个人的单打独斗，到熟人之间利用各种关系联袂出击，再到利益部门化一哄而上，都系出同源、形同必然。

　　如今，针对“受贿父子兵”现象，重庆市国资委向市属重点国有大型企业下发通知，要求国企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收入、房产、配偶和子女从业、移民、子女婚姻等14个类别情况。应该说，这些措施是有必要的，但不得不说的是，腐败的病根，在于权力太容易夹带私货，药更应该朝这个地方下。作者：李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