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NGO蛋糕好看不好吃 政府购买之路该如何走

　　仿佛一夜间，政府购买被越来越多人提起。

　　2011年，"十二五"规划纲要发布，提出要标本兼治，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通过促进社会组织发展、加强社会组织监管来加强社会组织的建设。近日召开的党的十八大，对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做出了全面部署。

　　如何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中的作用，探索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方式和途径，实现政府、公民和社会组织多方共赢，成为社会各届关注的焦点话题。

　　上亿元资金购买社会服务，环保类项目只占很小一部分

　　环保NGO为何难分一杯羹？

　　每隔一段时间，自然之友垃圾减量项目的负责人黄毅纶就会在北京万科星园公示居民“绿色账户”上的积分情况，垃圾分类好的住户会收到奖品，包括小铲子、用回收塑料做的玩具等，调动更多居民的积极性。

　　2011年9月，北京市朝阳区投资10万元，启动了首个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社区垃圾减量项目，项目首先在北京万科星园社区运行。

　　在运行过程中，自然之友为小区建立了“绿色账户”，为鼓励居民参与垃圾分类，还建立了奖励机制，“比如在每层楼的分类垃圾桶上，都贴上了考评表格，由清洁工对各层的垃圾分类情况打分，分数计入各家账户，获胜的楼层居民将会获得环保奖品。”如今，已有705个小区家庭参与垃圾分类实践，预计垃圾年产生量减量40吨。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将原来由政府直接承担或通过事业单位承担的公共服务事项，以合同方式交给有资质的社会组织(包括民营企业)完成，并根据后者提供服务的数量和质量，按照一定标准进行评估后支付服务费用，以此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

　　在这种理念的影响下，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发展迅猛。自2000年，政府购买服务于上海最先产生后，北京、深圳、广州等地也纷纷进行了这方面的探索和实践，领域涉及医疗卫生、教育、计划生育、就业培训和社区服务等诸多方面。

　　2010年前，北京市区两级财政出资1亿元，向社会组织购买了300项公益服务项目，2011年投入两亿元购买包括服务民生、公益服务组团、专业服务、培育发展、参与社会管理等在内的600项社会组织公益服务项目；在广州，政府购买行为从1个街道发展到20个街道，再到135个街道……

　　这样一块大蛋糕，对于长期缺少固定经费来源的社会组织来说，无疑是一个弥补资金缺口的好机会。然而，现实“看上去并不那么美”。

　　2011年，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投入资金782万元，向43个社会组织购买了59个服务项目。大部分都投向了助残、养老等领域，环保类项目只占其中很小的一部分。这些服务项目中真正意义上的环境保护类项目只有两个，分别是北京市朝阳区自然之友的“社区垃圾分类创新社区模式”项目和朝阳区农村地区社会工作协会的“绿色生活方式引导”项目。同样，在北京市一级的政府购买社会服务项目中，民间环保组织获得的项目也屈指可数。

　　与养老、扶贫等其他类型的项目一样，环保组织开展的活动同属于公益类项目范畴，作为民间组织中最活跃的环保组织，为何不获偏爱呢？

　　“这与环保部门对环保NGO参与工作的认识不足有关。”清华大学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分析，在长期的活动开展过程中，财政部门和民政部门认识到了养老等问题的重要性，并看到了社会组织在提供养老服务等领域的显著成效。而大多数地方环保部门还没有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意识，环保社会组织的作用也没有那么立竿见影。“环保部门本来就是弱势部门，财政能力不足，扶持和购买环保NGO的力度还是很有限的。”邓国胜说。

　　为了能够进一步获取政府购买资金，一些环保NGO扩大服务范围，跨界争取项目。

　　2011年12月，上海社区公益网站发布了“普陀区曹杨新村街道安老服务项目中标公告”。根据招标公告，安老项目的主要工作内容是为老年人提供健康系列讲座、防癌抗癌知识普及、家庭有机蔬菜种植项目、家庭垃圾变废为宝手工坊、社区健康绿色厨房等活动。

　　奇怪的是，这个本属于民政领域的服务内容，其中标者竟然是一家环保类非政府组织——上海绿洲生态保护交流中心。它是上海第一家经市民政局批准并正式注册的民间环保组织。

　　存在同样情况的还有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在密云县北庄镇开展的生态管护项目，根据“合同外包”协议规定，北庄镇向地球村购买专业服务进行生态建设。作为任务，地球村将协助北庄镇进行生态环境建设与维护，进行清水河管护、镇域内的环境管理、垃圾分类和无害化处理、公路养护、生态管护员管理等工作。

　　对于这种变通的做法，有NGO人士提出了自己的担忧。阿拉善基金会资助部资深项目官员郭霞曾公开表示，“(谁能分清)到底有多大的成分是基于真实的社会需求，而有多大的程度是为了购买而购买呢？”郭霞认为，没有基于真实社会公共需求的民间组织发展和政府购买，背后的需求和动力不是来源于公众对公共服务的真正需要，而是来源于政绩和官员的需要。

　　邓国胜则认为，主要原因在于，目前政府购买服务机制的不规范，使得环保NGO与政府之间存在“打擦边球”的现象。“项目资金必须专款专用，并不能因为是做好事，而去挪用资金。”但是，他也表示，政府部门向社会公共组织倾斜的趋势，对双方都是利好的，下一步就是要进一步完善相关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