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环保庭一半在中国，却乏案可审(3)

    但是，一批接着一批的环保庭在众多期待中建立起来后，又接连陷入“乏案可审”的窘境。

    说起遭遇这种尴尬之境的原因，按照袁学红的解释：“一方面，大量的环境违法、侵权事件已经过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行政调处和民间调解得到解决。另一方面，环保案件诉讼成本高，专业性又强，受害人往往举证困难，导致环境民事侵权案件不多。”

    司法实践的困境又要回到立法找问题。“而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立法相配套的司法解释欠缺，也使得法院审理此类案件的后劲不足。”袁学红说。

    同时，一些环保公益组织的律师抱怨：“环境公益诉讼的门槛对环保组织来说，还是太高了。”

    2010年，重庆绿色志愿者联合会针对国电阳宗海发电公司二氧化硫减排不力，向昆明中院环保庭提起公益诉讼，但是未被立案。他们得到来自法院的答复是“现行法律对其作为公益诉讼原告主体没有规定”以及“被告已进行整改，不存在环境侵害”。

    参与过那次诉讼的代理律师夏军说：“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的成本太高，耗时又耗力，环保组织玩不起。”

    截至目前，昆明中院环保庭总共受理过6件环境公益诉讼案。不过，这6件案件的诉讼主体都是当地的行政执法机关。然而，昆明中院环保庭一直以来都表示：“环保公益诉讼的大门向环保组织打开。”

    “现在没有环保组织向我们提起公益诉讼，之前有过一家。”袁学红说，这唯独一例就是那起国电阳宗海发电公司诉讼案。

    尽管环保庭都面临着“乏案可审”的尴尬，但是更多的环保庭像雨后春笋一样生长出来，数量一直在增长。

    去年“世界环境日”，媒体公布全国环保庭以及合议庭有77家，而到今年这个数字几乎已接近去年的两倍，已达到130多家。

    2008年底，在阳宗海砷污染事件发生之后，昆明中院“临危受命”，设立了环境保护审判庭。而更早的先行者，贵州和无锡的环保庭都是由当地的一场环境危机催生而出。

    在袁学红看来，“越来越多的环保庭成立，从一方面来说，司法介入环境保护是趋势和方向。这可以弥补行政执法手段的不足。”

    不过，部分环保庭在成立后，并没有专职办理环保案子，这也几乎成为公开的秘密。袁学红毫不客气地说：“环保庭办着劳动合同纠纷、商品房买卖和婚姻家庭的案子，只是为了解决法院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问题，就没有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