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节水是城市水安全解决之道

　　城镇化率达到50%之后，是国际公认的水污染危机的高发期，污染高发期也是治理水污染的关键期，更是修复水生态的关键期，一旦错过这个机会，将会付出极为高昂的治理代价。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 仇保兴

　　我国是一个缺水国家。随着人口的增长和全球气候变化，两方面因素的叠加会造成更为严重的水资源短缺问题。根据《中国水资源公报》，2011年我国水资源总量为2.3万亿立方米，人均水资源量仅1700立方米/年，按照联合国定义属于水资源紧张国家。

　　同时，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南多北少，西多东少，夏多冬少；富水的地方(如西南的河渠和西北的河渠)往往是人口稀少、经济薄弱的区域，缺水的地方(如海河、黄河、淮河区域)往往是人口稠密、经济发达区域，水资源和用水矛盾更加突出。

　　发达国家普遍对长距离调水加以限制

　　水资源总量不足，人均水资源严重不足，时空分布不均，水污染问题严峻，是我国的现状。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城市建设高速发展曾一度带来用水量突增、水资源紧张等问题，许多地方采取外部调水的办法，如引黄济青、南水北调、引汉济渭等。

　　远距离、大规模的调水对调出地水生态破坏问题越来越严重，而调入水与当地水成分差异导致自来水管水垢溶解析出，所形成的新污染更是一大难题。因此，长距离调水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已经陷入困境。

　　其实，发达国家也走过弯路。

　　澳大利亚30年前实施了南澳墨累河调水工程，导致整个南澳三角洲出现了水生态植被退化、湿地破坏、土地盐碱化和物种消失等问题，所造成的损失已经远超调水所得利益。为此，澳大利亚进行深刻反思，不再以“只利当代、不利长远”，“上游受益、下游受损”的方式调水，着力修复生态。

　　上世纪60年代，纽约市水资源严重短缺，最初提出的解决方案是从新泽西调水，工程预算超过100亿美元，由于工程投资巨大，且新泽西州民众反对，工程没法实施。最终，纽约市采纳了给排水专家的建议，市政府拿出补贴，将纽约市一次冲洗水量10多升的抽水马桶改为6升，经过11年、累计投入不到3亿美元的改造，人均日用水量下降14%，水危机得到缓解。

　　发达国家普遍对长距离调水加以限制，尤其是对跨流域的调水。我们应该尽早汲取教训。

　　从发达国家经验来看，在城市化进程达到中期以后，城市生活用水量已经不太可能再出现大幅度的增加；从我国城市近年来发展规律来看，我国城市用水量已经趋向稳定，并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与国际经验的规律一致，水量型缺水的水危机已经显著缓解。

　　调水本质上是“拆东墙补西墙”，缺多少调多少，是水资源在不同地域间做加法。而水资源的循环利用是做乘法。相信有更经济且对生态环境影响更小的解决方案可以替代长距离调水，相信我国绝大多数城市有能力解决自身水资源短缺问题。

　　开源节流，全面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

　　解决城市水安全，必须全面提高水的使用效率。建筑是城市的基础性单元，城市节水必然要从建筑抓起。

　　从我国城市家庭生活用水的类别看，污染程度较重的厕所污水和厨房废水等“黑水”，占了近一半。污染程度较轻，经简单处理可就地回用的洗衣、洗浴等“灰水”，占约40%。

　　如果能“黑灰分离”，将“灰水”收集起来，经简单处理再用于冲厕，就可节约近30%的家庭用水。以北京为例，假如1/3的建筑能做到这一条，再加上雨水收集利用，就可以取代近3500亿投资的南水北调工程。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是稳定可靠的“第二水源”。我国每年处理的城市生活污水近400亿立方米，通过污水处理再利用于工业、市政杂用、景观、生态补水和灌溉用水，可以节约大量新鲜水的取用；城市污水再生利用率每提高10个百分点，就相当于增加水源地供水量8%。

　　城市雨水的收集与利用值得重视。体现在以下三方面：一、建立雨水收集系统，主要在公共广场、建筑的地下室广泛装备雨水收集器具，可以使水资源使用量提高30%以上。二、从建筑、广场、公园等城市空间收集雨水，减少雨水直接流入下水道的水量，可以大大地减缓城市排水系统的压力，缓解城市内涝的程度。三、可以解决初期雨水面源污染问题。(编者注：即可以避免雨水将街道路面污染物直接冲入河道，进而造成水体污染。)

　　以北京为例，年降雨量约600毫米，如果能收集其中20%加以利用，市域内1800平方公里建成区就可以形成2.2亿吨的水资源，相当于北京市供水总量的14%，可解决北京市用水缺口的1/3~1/2。

　　我们不妨从经济性和综合节水两方面算两笔账：建筑雨水收集利用，模块化装置的投资约2000元/吨，运行成本不到1元/吨；城市污水再生利用的吨水投资约2500元，运行成本只有1~2元/吨。以山西省万家寨调水工程为例，在上世纪90年代其吨水投资就已高达3000元/吨，运行成本更是达到8元/吨，而且还不包括调水工程带来的生态和社会成本。

　　通过城市节水、提高工业用水的重复利用率、降低管网漏损等手段，可至少提高城市水资源潜力15%以上；通过城市的污水处理与就地回用、雨水的收集利用、海水淡化等措施，可至少增加城市的供水量15%以上。

　　若占全国水资源量61%的农业用水也大力推行节约措施则潜力更大(我国农灌有效利用系数仅0.51，而发达国家已达到0.7~0.8)，假如农业节水10%，城市水资源紧缺就能大大缓解。

　　污染高发期是修复水生态的关键期

　　虽然《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数据显示，近年来Ⅰ~Ⅲ类水体比例在增加，劣Ⅴ类水体比例在减少，但据住建部连续8年对35个大中城市的自来水厂水源的原水检测结果表明，达到Ⅱ类水体标准的水样数量比例由2002年的24.8%下降到2009年的8.6%。可见我国水环境恶化趋势尚未得到根本扭转，水污染导致的水质型缺水正是威胁城市水安全的主要因素。

　　城镇化率达到50%之后，是国际公认的水污染危机的高发期，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首次突破50%，水污染事件也呈高发态势。污染高发期也是治理水污染的关键期，更是修复水生态的关键期，一旦错过这个机会，将会付出极为高昂的治理代价。应该通过发展理念、市场机制、科学技术、法律政策等多管齐下，多种手段巧妙组合、灵活应用，提高用水效率，解决城市水安全问题。

　　在发展理念上，一要整合先进适用技术，将城市安全用水、污水处理与再生利用、能源回收与利用、雨水收集利用等措施综合利用起来。二要从传统的大引大排转向生态修复，从调水冲污、释污转向恢复当地水体的自净功能，恢复水生态。三要从过去以需定供的不科学用水模式转到以供定需的节约用水模式。四要从涸泽而渔的粗放式发展，转向水资源多次利用的健康循环。

　　从市场机制上，要进一步完善水价机制，从计划的定额管理，转向超定额加价、阶梯水价调节，充分调动企业单位、市民群众行为节水的积极性。

　　从技术措施上，要加强开源节流，大力开展城市节水，加强建筑节水和雨水、海水等非传统水资源的利用，广泛采用新技术、新办法，尝试新思路，开展新实践。从法制角度上，要加强立法，提高全社会的节水意识和行为。

　　纠正大引大排、调水释污、以需定供、涸泽而渔的错误治水理念，发挥水系自然生态的自我净化能力，大力开展节水工作，才是应对中国城市水安全问题的解决之道。相信中国能走上科学高效、低成本、可持续的道路提高用水效率，解决城市水安全问题，实现建设美丽中国的梦想。

　　(本刊记者宋明霞根据仇保兴在第八届中国城镇水务发展国际研讨会上发言采访整理，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