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情人称北京市要疏散500万人口到周边地区(2)

　　吴良镛多年来一贯主张要建立城市规划领域的“科学共同体”。1999年，他就呼吁北京城乡规划要改变观念，跳出“就城市论城市”的局限。此后十余年，他带领课题组对京津冀地区发展进行了持续跟踪研究，研究成果多次影响北京市的规划决策。

　　京津冀地区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一期报告提出的“世界城市”、“双核心”，二期报告的“一轴三带”等观点，基本都得以落地。

　　三期报告延续之前的课题，针对京津冀地区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又提出了诸多协调区域发展的新设想，如“四网三区”。

　　所谓“四网”，是指京津冀应在生态环境保护、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区域文化发展等涉及公共利益的方面，拟定共同政策，并付诸共同行动，实现人居环境的城镇网络、交通网络、生态网络和文化网络“四网协调”。

　　所谓“三区”，一是以修建北京新机场为契机，选择机场周边京津冀部分地区，共建跨界的“畿辅新区”，用以疏解北京主城区功能，将部分国家行政职能、企业总部、科研院所、高等院校、驻京机构等迁至“畿辅新区”。该新区还将结合临空产业和服务业，合理布局，目标是发展成为京津冀新的增长区。

　　其二是以天津滨海新区为龙头，京津冀共建沿海经济区，参照天津滨海新区，赋予京津冀滨海地区更为积极的发展政策。

　　其三，在河北张家口、承德、保定和北京昌平、怀柔、平谷，以及天津蓟县等地划定适当地域，设立国家级生态文明建设试验区，计划单列于中央政府重点扶持和政策支持的特殊区域，建立京津冀生态保护协调机制，实施长期的生态改善扶持政策。

　　据悉，这一“四网三区”构想，得到京津冀三地有关部门负责人的积极回应。

　　谁来统筹主导

　　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主任黄艳在三期报告研讨会上透露，北京市此前曾用三类指标，对目前正在实施的城市总体规划进行评估。

　　其中，特别好的指标包括经济结构、人均GDP、基础设施建设，等等；特别不好的指标，包括公共服务、生态环境等人均指标，这主要是人口增加太快所致；第三类指标是突破的指标，包括人口、用地指标。

　　“总结下来，如果这次修改总规不在相应的机制、策略、管制上下功夫，规划编了半天，还是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黄艳认为，应该强调规划机制本身的改革问题，最关键的就是避免规划“被部门化”的倾向。

　　“京津冀一体化”、“首都经济圈”的概念，已在2011年写入国家“十二五”规划，成为国家战略。在此前后，主导或参与京津冀规划的不仅有两市一省本身，国家发改委、住建部等部门和有关单位也各有其主导的相关规划。

　　在吴良镛看来，行政部门在制定空间政策、法规和规划的过程中，有时囿于本部门之见。京津冀区域协调发展，迫切需要顶层设计。

　　基于此，《京津冀地区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三期报告》提出，为保证规划的实施落实，京津冀在逐步完善区域协调机制的基础上，还应组织“共同机构”。

　　“比如由国务院出面，负责协调京津冀地区的跨区域合作。”三期报告执笔人、清华大学建筑与城市研究所教授吴唯佳表示，京津冀地区的共同发展，或许可以借鉴新加坡模式，在几个区之间实现跨区域的合作开发建设，“或者像美国那样，成立一个华盛顿的国家规划委员会，来统筹首都职能的正常运转和区域拓展”。

　　有专家指出，京津冀不同于珠三角和长三角，前者是在一个省域范围内；后者区域内发展相对均衡，而京津冀则存在两市一省的行政壁垒，且区域内发展不均衡，北京周边就是河北的贫困带。

　　北京市副市长陈刚说，要从更高的国家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方面认识京津冀的合作问题。他也希望由中央层面介入，协调解决京津冀跨区域合作面临的诸多障碍。

　　“京津冀协调发展问题的重要性、严峻性，现在是前所未有的。”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长朱正举建议，在国家层面建立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长效机制。

　　在杨保军看来，京津冀区域如果没有协同机制，“各个城市、各个部门的规划都将流于表面，开开会，说完也就拉倒了”。　　文/《财经家周刊》记者 王玉光 陈星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