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有一半以上省会城市要靠调水来满足需求

南水北调中线丹江口大坝

　　3月22日，是第22个世界水日。珍惜水、节约水、保护水又一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对于城市而言，水资源是其发展的基础性资源。城市是用水最集中、用水强度最大、供水保证率和水质要求最高的区域，但同时，城市也是水危机出现时矛盾最突出的地区。

　　中国城市的水危机，正以意想不到的速度蔓延扩展。中国城市的水资源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考验。正在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高歌猛进的每一座城市似乎都不能回避水资源短缺这一命题。从寻找水源地，到远距离调水，从海水淡化，再到调整水价，城市的管理者们为了找到一潭清水可谓费尽周折。

　　本期，城市版特刊发一组稿件，为读者阐释城市水危机的出路。——编者

　　◆本报见习记者唐斐婷

　　大规模调水原因何在？

　　水质型缺水已经取代水量型缺水，是我国面临城市水危机的主因

　　据报道，杭州人期盼已久的第二水源千岛湖配水工程将于今年正式动工，设计2020年年引水量为14.9亿立方米。至此，这场颇具争议的工程终于一锤定音。

　　去年以来，水源问题一直困扰着杭州，自去年12月10日起，在杭州市，许多市民发现家中的自来水存在类似于塑料、油漆或农药等异味。而类似的事件在同年3月及5月已出现过两次。早在2012年，钱塘江流域就已检出67种有机污染物，其中苯并芘、二氯甲烷等五种有机污染物浓度在枯水期超过饮用水源地水质标准。

　　这只是我国水资源脆弱的一个缩影。

　　“目前，我国大概有一半以上的省会城市要靠调水满足需求，这是一个相当高的比例。”对于城市调水现状，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院长马中这样告诉记者。

　　据报道，广东省“十二五”期间，预计投资约236亿元实施“西水东调”工程，预计年调水量为20.7亿立方米。号称“彩云之南”四季如春的昆明市也早已将城市调水工程列入计划之中，昆明的调水工程输水干渠近900公里，计划年调水34亿立方米，工程总投资额达到629亿元。

　　而在2012年，厦门首次全国水利普查公报发布，厦门市经济社会年度用水量约为5.6亿吨。厦门居民和各行各业一年要消耗掉126个岛内湖边水库的水，相当于差不多3天就用光一座湖边水库。

　　守着江河的南方水边城市也大行调水之事，更不用说远离水源的北方城市了。

　　据水利部统计，全国669座城市中有400座供水不足，110座严重缺水；在32个百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中，有30个长期受缺水困扰。在46个重点城市中，45.6%水质较差，14个沿海开放城市中有9个严重缺水。北京、天津、青岛、大连等城市缺水最为严重。

　　由此，一个个浩大的调水工程开始横贯中国版图。而在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调水工程背后，资源型缺水并非主因。

　　“水质型缺水已经取代水量型缺水，成为我国城市水安全最主要的挑战，是我国面临城市水危机的主因。”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在《我国城市水安全现状与对策》一文中指出了这一令人担忧的事实。

　　“众多城市纷纷调水，一个原因是经济发展了，需求增加了，然而，更重要的是水资源没有得到有效利用。”马中指出了问题的关键。

　　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连续8年对35个大中城市的自来水厂约12000个取水口水源水样检测结果表明，达到Ⅱ类水体标准的水样数量比例由2002年的24.8%下降到2009年的8.6%。一些位于降水量充沛或水系发达地区的城市，周边水源污染严重，由于“水质型缺水”引发了水危机；此外，由于水生态治理是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一旦放松管制或治理力度降低，水环境的状况就可能出现反复。

　　远距离调水面临哪些问题？

　　调水规模越来越大、距离越来越长，带来生态破坏等诸多问题

　　“即使要调水，也还有远水和近水的问题。先看看家门口的水是不是合理利用了。”马中认为，抵制浪费是远距离调水前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不能只想着解决渴的问题，而应该想到为什么渴。”

　　远距离调水动辄几十亿，上百亿，已成为众多城市解决水源污染问题的一大“法宝”。然而，其背后的经济、社会与生态代价却湮没于找到新水源地的短暂欢欣之中。

　　“城市调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决问题，但不能成为常态。”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刘文君认为，现在大家只考虑到调水的利益，对弊端却强调得不够。

　　浙江省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国家海洋局海洋二所研究员许建平则进一步强调了调水的弊端：“远距离调水的成本比较高，不仅仅是经济成本，还有社会成本，沿路要征用土地、拆迁、移民。突发性的地震和地质沉降还对调窖水的管道产生影响。”

　　“随着调水规模越来越大、距离越来越长，带来了调水越来越困难、调出地水生态破坏越来越严重等诸多问题。”仇保兴认为，外调水工程量大、投资和运行成本高，调来水与当地水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一些地方出现了调来水与当地水成分差异导致自来水管道内的水垢溶解析出，形成了新的污染，且相当难以治理。所以，以长距离调水解决水资源短缺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已经陷入困境。

　　据了解，澳大利亚在30年前实施了南澳墨累河调水工程，导致整个南澳三角洲出现了水生态植被退化、湿地破坏、土地盐碱化和物种消失等生态问题，所造成的损失已经远超调水所得利益。

　　水资源浪费隐忧重重

　　城市水量是否够用，还取决于其利用方式和需求结构

　　而在大规模调水与水资源浪费严重现象并存的我国，形势更是不容乐观。

　　据统计，我国农业用水占用水总量的73%，但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约为0.45，与世界先进水平0.7～0.8 有较大差距。多半损失在送水过程和浸灌之中，我国农村普遍的水资源利用率只有40%左右。工业用水的重复利用率为30%～40%，实际可能更低，而发达国家为75%～85%。此外，家庭生活用水量虽然低于前两者，浪费情况却非常严重。

　　以北京为例，据报道，北京市仅一年的洗车耗水量，就相当于一个多昆明湖或6个北海的蓄水量。同时，人们还在无形中破坏着那些尚未用的水资源。据统计，我国每年的工业废水和城镇生活污水排放总量己达到631亿吨，这相当于我们每人每年排放40 多吨废污水，而其中大部分未经过处理就直接排入了江河湖海。

　　可见，经济的发展未必是缺水的理由。“城市缺水绝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人口增多或者经济发展，水量是否够用还取决于其利用方式和需求结构。比如我国农业的用水量大，农业在北京只占经济总量不到1%，却消耗掉约30%的水。” 在马中看来，水资源的利用是有很大弹性的，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承载力不够的问题。

　　用什么方式解决城市水危机？

　　减少农业和工业用水，调整水价使之体现真正用水成本

　　“一个城市的规划初期就应该考虑到水源，最好是以水源来配制我们的发展模式。调水只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行为。”在刘文君看来，城市的水资源是无法改变的，且我国水资源的分配不均衡，因此，最好能根据水源的容量去安排自身的发展模式和发展规模。

　　“水源是保证我们城市安全、城市正常运转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如果一味地只考虑发展，等发展好了再去控制水源污染问题，是很难持续的。”

　　事实上，并非所有的城市都真的缺水，而被随意浪费污染的水资源问题却成了阻碍城市发展的痼疾。由此，一次又一次的调水工程开始风起云涌。

　　“除有些城市确实严重缺水外，不少地方政府将调水当成灵丹妙药，水不够用不去节水，而是首先设法调水；水污染后不去治污，也想着调水。”有水利专家忧心忡忡地说，“调水成了万能钥匙，水调来了，就可以继续粗放的发展模式。”

　　刘文君认为，大部分城市应该先考虑治水与节水，而非调水。据《中国可持续发展水资源战略研究综合报告》预测，我国2010年供水设施单位投资约8元/m3，污水处理约为10元/m3，而节水仅需3元/m3。相对于调水和治污，节水不仅成本较低，而且有很高的生态环境正外部性。

　　而在马中看来，减少农业和工业用水就能解决水资源短缺的问题。“居民生活用水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刚性需求，而且比例较小，农业节水的潜力远远超过生活用水。”目前，我国农业用水占总用水量的60%左右，工业用水占25%左右，居民用水占12%左右。如果北京农业用水节约一半，就可以解决南水北调一半用水量。

　　此外，水价是另一个解决问题的途径。“我国目前用水的价格没有反映水的稀缺程度。水价低，就没有人愿意循环利用水资源。” 马中认为，只有水价符合其应有的价值，才能激励人们去发展替代技术。而循环用水、海水淡化和节水等技术提高了，调来的水就没有竞争力了。因此，只有水的价格体现真实用水成本，才能刺激水的合理有效利用。

　　据了解，农业用水中的漫灌和滴灌技术用水量相差几百倍，效果却相差无几。在以色列，生活用水量超过农业用水量。以色列的农业也很发达，但用水量却少于生活用水。究其原因，是因为农业用水价格超过生活用水。

　　以中水为例，马中进一步说明了水价在我国的重要性。“中水处理后可以作为工业用水。然而，如果新水价格低于中水，企业为何要用中水？说到底，市场对于公共物品，比如环境和资源的配置上是失灵的，这时政府就要制定政策，把市场调整到有效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