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江豚组织内斗激烈 志愿者生存状况堪忧(2)

　　唯有江豚让他“着迷”

　　李劲松今年42岁，2011年曾在岳阳市经营茶楼，此前也曾在酒店上班，后来茶楼生意差，李卖掉茶楼，以开黑车为生。他在2012年与何大明结识，何大明回忆，当时江豚协会正在组织活动，他们找李劲松是要租他的车。

　　“开始跟他(李劲松)谈妥来回接送总共300元，路上他问我们是做什么的，我说是做江豚保护的，于是就着江豚的话题聊了一路。”何大明回忆，当晚李劲松将何大明一行送回后提出不要车费了，但希望能一起下湖去看江豚。几天后，李劲松跟着何大明下湖，一整天的巡湖结束后，李劲松说自己也想成为志愿者保护江豚。就这样李劲松成了江豚协会的一员。

　　相比于平均只拥有小学到初中文化程度的渔民志愿者来说，上过高中又读过中专的李劲松算是这个群体的知识分子。“我们(保护江豚)只知道跟着何大明，但李劲松有自己的办法，何大明对于江豚的知识来源于常年打鱼的生活中，李劲松却能把这种知识系统地弄到纸面上。”一位志愿者描述。

　　朋友眼里的李劲松是个非常“闷”的人，唯独谈到江豚时，别人反而一句都插不上嘴。

　　而无论对于团队还是朋友们，李劲松的个人生活都是一个谜。“他从来都不怎么说自己的过去，我们有时候出于关心而问他，他总是表现得很烦闷。”何大明说，自己作为团队中与李劲松关系好的人，也仅知道他曾离过一次婚，前妻带走了十几岁的孩子。

　　至于李劲松的过去，连他现任妻子都“不太清楚”。李也从不与妻子讲协会和保护江豚工作里的事。“他(李劲松)从来不说自己去干什么了，有时候大夜里接到电话就出门，我问他去干什么，他只告诉我说有事，再怎么追问，都是那一句‘有事’。”李劲松的妻子感到很委屈，当他成为江豚奶爸后，他们家庭就开始变得“一团糟”。

　　“我对他是很失望，他说我不理解他，可他什么都不跟我说让我怎么理解他？”谈及李劲松，妻子泪流满面，一肚子委屈，“无论怎么说我也不支持他搞这个，他连自己都养活不了，对这个家没有过半点贡献。”

　　志愿者生存状况堪忧

　　李劲松连人带车加入江豚协会后，就断了一切生活来源，他的生活靠协会“兄弟”们关照勉强维持。何大明与另外7名团队成员决定，但凡团队里的人进账任何一项收入，都必须有李劲松的份。可现实是，每人都有自己的家，家里也都在反对他们的事业，他们给李的资助每年大约1万元，用何大明的话说，这点钱也就能让李劲松“不至于饿死”。

　　李劲松的朋友透露，他将茶楼卖掉时曾得20万元，结婚花掉大约一半，剩下一半都花进保护江豚的事业里了，今年开始，李劲松不时四处借钱，并不顺利，而这些李从不跟家人说。

　　2012年初，李的妻子为他生下一个儿子，40岁“老来得子”的李劲松却经常表现得让家人难以接受。儿子满月要打疫苗，李妻要他开车带母子去医院，当时江豚协会正有工作，李拒绝了，妻子只得抱着儿子在寒风中拦“的士”。李劲松曾苦笑着跟朋友讲，自己有时候下湖三四天不回家，回去以后儿子哭着往妻子怀里躲，以为家里来了陌生人。

　　面对窘迫的家庭生计，李劲松的妻子不得已，抱着当时才1岁的儿子外出打工，自此李索性吃住都在船上，连家也不回。

　　实际上，不仅是李劲松，无论江豚协会还是何大明的清洁队，生存状况都很糟糕。

　　《协会负债投资情况》显示，江豚协会两年来共收到各界捐款70余万元，但总计负债支出170万元，其中142.22万用于宣传，而巡湖费仅24.3万元，这也引起了外界质疑。

　　江豚协会会长徐亚平曾打算以经营实业补贴协会开支，但他却从没有经商经验，经营失败后面对参与集资的成员堵门讨债，徐只得把自己的年终奖也都贴了进去。

　　分道扬镳后的何大明团队财务状况更加糟糕。2013年9月，何大明成立的洞庭湖水上清洁服务队自成立之日起，就几乎没有收入来源。从今年1月起，位于北京的环保组织自然大学为何大明团队陆续发起2轮募捐，前后共得3万元左右，短短4个月，已全部花完。“每天巡湖，一艘船光烧柴油就要烧掉200元。”清洁队刘波说。

　　何大明团队9名成员除李劲松外全是专业渔民，他们的全部收入几乎都依赖每年7月至次年3月的开渔期。成员陈浩波说：“在洞庭湖一个开渔期下来，最多的能有5万多元，少的只有2万元，这就是渔民的全部收入了。”

　　何大明虽有一家名为“打渔佬”的餐馆，但自从他开始保护江豚的事业后，曾经红火的餐馆不久后就濒临倒闭。何大明的妻子无业，全家收入除他打鱼所得外，就是早年投资岳阳县造纸厂获得每年1万元的分红。

　　环保志愿者们的牺牲换来了成效，洞庭湖上曾经插遍了渔网阵子(迷魂阵)，江豚协会成立后，阵子已经消失了，电捕鱼也比以前少得多。中科院水生所每年的观测表明，最近两年，东洞庭湖中江豚幼体数量有所提升。

　　外部压力与内部分裂

　　作为团队领袖，徐亚平与何大明面对的问题不只是个人生存。

　　他们巡查追捕违法渔民，两人都曾遭生命威胁，家人也遭到恐吓。“洞庭湖的渔民都怕他们。”洞庭湖环保志愿者周自然说，“他们的巡湖其实是在代行渔政部门一部分的执法权，而民间环保组织自身并没有处罚违法的权限，必须通过渔政部门对违法者进行处罚，这是渔民怕他们的原因。”

　　而徐亚平的特殊身份使他的举报让渔政部门“不敢不管”，一位前岳阳渔政工作人员告诉北青报记者，不仅渔政部门，包括公安部门都一直对江豚协会这些人“有看法”，但都“不敢得罪”。“道理很简单，他们(江豚协会)抓非法捕鱼越多，越让领导觉得渔政工作做得不好。”一位岳阳渔政的前工作人员如是说。

　　在面临各种外部压力的同时，徐亚平与何大明之间的矛盾也愈演愈烈。

　　在李劲松被捕之前，何大明与江豚协会会长徐亚平之间的矛盾已经公开化。2013年9月30日，江豚保护协会副会长何大明成立了名为“岳阳市洞庭湖水上废弃物清洁志愿服务队”的新组织，他本人成为其负责人并继续担任江豚保护协会副会长职务，李劲松也在没有退出江豚协会的同时加入了该组织。由于两支队伍都在洞庭湖从事环保工作，由此产生的竞争让关系恶化，“内讧”“构陷”等传闻不绝于耳。

　　3月6日，江豚协会召开大会，罢免何大明副会长职务并开除会籍。在3月8日发布的开除何大明会籍的决定中，指其“违法乱纪”行为有：多次擅自接受媒体记者采访，破坏协会和巡逻队员名誉，打着协会旗号为其个人募捐，对巡逻队员和渔民敲诈勒索等。

　　何大明的妻子陈云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这是徐亚平在幕后操纵的。在她看来，江豚保护协会的会长交椅，本应何大明坐，但徐亚平在江豚保护协会做大之后，想把何大明一脚踢开。

　　陈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何大明是江豚协会的首倡者。早在2011年，他就想成立一个名为“渔业资源保护协会”的NGO，因无挂靠单位，一直无法在民政局注册。此时，徐亚平找到了何大明，表示能把江豚协会注册下来，前提是他来当会长。

　　协会注册成立后，各界捐助源源不断打到江豚协会账上，而何大明带领的巡逻队成员却无法获得经济上的支持，巡湖两年积累的1万多元油费，协会只报了4100元。最终，何大明下决心结束这段“被利用”的关系，离开江豚协会另起炉灶。然而，昔日的“江豚守护者”，如今已经成为了涉案的“在逃人员”。

　　无论此事结果如何，目前唯一可以确认的是，洞庭湖上守护江豚的力量已经元气大伤。

　　文/本报记者 倪家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