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经济，还是市场，解决环境问题要靠谁？(2)

　　当然，既然从经济增长上找到了环境问题的原因，那就必然要从中发现解决途径，即发挥规模效应、技术效应、结构效应和收入效应，才是经济增长的高级阶段可能带来环境质量改善的原因所在。

　　第一，从绝对的规模增长向经济上的规模效应转变。如果说，随着经济的增长，资源和环境的利用规模是在绝对地扩大，从而变得稀缺，那么我们是否可以从产出规模的扩大中找到减少资源和环境投入的可能？也就是实现经济上的规模效应。这意味着，经济产出的规模扩大1倍，但投入却可能是仅仅扩大0.5倍，甚至更少。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就说明，我们可以在扩大规模、增长经济的同时，并不增加对于资源环境的负担，其核心是提高资源环境的生产力。

　　第二，从技术进步中寻找改善环境质量的积极因素。有关技术进步的经济学研究，很多成果都认为这是经济增长非常重要的贡献因素，而同时，技术进步本身也受到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等因素的作用。但早期并没有将技术进步和环境污染的治理直接关联起来。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研究中发现，为什么经济增长会对环境质量有改善作用呢？恰恰是由于经济增长过程与技术进步过程相互是有内生性的。也就是说，经济增长会推动技术进步，而技术进步又惠及资源环境的利用效率。不仅降低利用水平，而且还对其末端排放的治理有所帮助。这样一来，有技术进步和没技术进步两种情景下的环境质量就有很大区别了。

　　第三，从偏重于工业制造业的经济结构向偏重于服务业的结构转型。既然高污染的重化工产业是环境问题的一个来源，那么如果减少这部分生产了呢？当然，一国并无法天然地或者强制性地突然改变其经济或产业结构，这种变化也只能是经济增长规律使然的结果。因为在经济增长初期，重化工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大，而后期，服务业等产业的贡献变得更大（从生产端转向消费端）。此时，随着结构的改变，污染自然会下降，环境质量好转。

　　第四，从对物质消费的偏好转向对环境消费的偏好。随着经济增长，消费者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者在满足了基本的物质需求之后，便开始更多地追求健康、舒适、景观等与生态环境有关系的生活品质，进而自然也就更加愿意为获得这些生活品质来提高其支付意愿，这也就是为何大量有关研究的结果都显示出居民支付构成中包含越来越多生态型支出的原因所在。

　　现实环境问题怎么解决？

　　环境经济的理论变迁过程，对于中国当下的环境治理有所帮助，也可以真正地将“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统一起来。对此，笔者有以下感悟：

　　首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理论假说并非是在环境问题刚刚暴发的初期提出来，这并不是偶然的，因为如前所述，即便在初期提出来了，也不会受到重视。原因很简单，社会经济需要发展，这是大前提，所以早期的环境经济学理论就单单重视了制度因素，这与当前中国的情况很相似。换一种理解的方式，在解决环境问题的过程中，制度因素的确应该先于经济因素（稀缺性因素）。如果没有制度变迁做铺垫，西方国家的环境也并未见得就可以随着经济增长而自然得到解决。这既是理论上的逻辑，同时也是环境保护实践上的逻辑。在特定的经济增长阶段上，我们不能以牺牲经济增长的代价来保护环境。

　　其次，在真正解决了制度因素之后，是否就可以直接过渡到经济解决的层面，这也是当下讨论非常热烈的问题，即环保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从西方的理论发展和实践发展进程来看，即便解决了制度因素之后，也并没有迅速进入经济解决的阶段。其原因在于，经济解决能否成功取决于规模、技术、结构和支出等要件。在完善了环境保护制度之后，这些要件就都能水到渠成了吗？未必。因为，在很大概率上，制度完善和经济转型的进程并无法绝对统一，有个时滞，甚或是很长的时滞。因此，要让环境保护的重点从制度解决转向经济解决，关键取决于条件是否成熟，而不是制度因素本身。

　　最后，如果我们仅仅将环境保护工作的落脚点放在制度和经济两个层面上，这看起来似乎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理论和实践是相互吻合的。但事实上，这里面仍然有一个重要的问题需要解决，那就是制度和经济背后的制度。通俗地讲，就是市场。因为，要知道，上述产权和外部性内部化等制度安排之所以出现的原因是为了克服市场的不完备，也就是说这些制度安排是与那个初始状态下的标准市场相契合的。如果我们现在的本土市场并不是西方国家初始状态下的那个标准市场，那么后续所有用来解决环境问题的、并照搬西方经济的制度安排便无法用来解决这个所谓的市场失灵。同样道理，经济因素的改变，其基础也是那个西方发达国家的初始标准市场。这就意味着，如果我们不能将本土的市场调较到那个标准的市场状态，那么，无论是制度因素的改变，还是经济因素的改变，都无法真正地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基础上解决我们的环境问题。这恰恰也是要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的重要原因所在。

　　作者系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