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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过六年嵊县抗日县长的方志超小传

2015年10月10日 16:16 来源:中国新闻网 参与互动 

  当过六年嵊县抗日县长的方志超小传

  方志超,字霁明,1906年出生于浙江省诸暨县长泰乡之骆家村。年幼时家贫,七八岁起就帮家里放牛割草。九岁进本村私塾读书,十五岁做本村小学教员。后因家境稍好,于十八岁考入杭州国学专修学校,但仅一年余学校停办,于十九岁经人介绍进入浙江大写工学院图书馆做管理员。这使得他有机会博览群书,学识迅速长进,到了二十二岁,他便被聘任浙江大学工学院初级工科国文教员,第二年改任高级工科国文教员。二十八岁起自学成才而入踞大学教席,应聘在浙江大学、之江大学教授文学和中国通史。在这期间曾写过《全民政治》、《中国政治思想史》两本著作。

  1937年抗战爆发时,方志超三十一岁,民主意识使他立志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于次年回到诸暨,应县长邓讱之请筹办抗日自卫会,任副主任,省主席黄绍竑闻方志超的才名,甚为赏识,适逢嵊县县长出缺,即委任他为嵊县县长。

  从1938到1943年,方志超做了六年嵊县县长。当时的环境是十分复杂和艰苦的,外有日寇和汉奸部队,内有各派政治力量。嵊县的豪绅势力很大,且拥有自己的武装,以走私、囤积等非法行为发国难财。方志超于困境中努力从事抗日救国工作,他建立了“战时政工队”、“抗日自卫委员会”、“各界抗战后援会”等,嵊县戏剧界举办演员训练班时,平时不喜欢越剧的方志超亲自兼任越剧班主任,到班上去讲话,要求越剧要编新的剧目宣传抗日。在教育方面:当日寇逼近嵊县之时,县政府通知公立嵊县中学转移到马仁村开学,县城沦陷后,汉奸维持会成立,会长周政道通知嵊县中学校长丁镇,要嵊县中学移回县城开学,并改名为嵊县私立马仁中学,方志超指示教育科长费德轩,为保持国家的尊严,校名万万不能更改,坚持在非沦陷区上课。另一个事例是,白岩村私立白岩初级小学,向由县政府派校长直接管理,1942年秋,投降派派人到日伪县维持会取得委任令,自任校长。县政府据报后,命令驻防在该乡的自卫队长驱逐汉奸校长,保护老校长进学校。方志超又曾指示教育科向各中小学校发出通知,仍用原来的教材,严禁采用日伪的教材。

  1942年4月,美军派出数架最新轰炸机远程去轰炸东京,返航时有一架飞机不幸失事,被迫降落于宁波鄞县,五位机组人员在人生地不熟的异国境内,处境十分困难,当地乡民闻讯后纷纷赶来救助,美国飞行员的目标是去衢县机场,他们在当地军民的护送下穿越了宁海、奉化、新昌的山间小路,艰难地于4月26日到达嵊县城关。当时嵊县尚未沦陷,县政府十分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县长方志超在县政府召开了欢迎会,把他们安排在当时最好的鹿山旅社,第二天,机组人员在县长方志超和有关人员护送下出城关西门去往衢州。美国飞行员对中国人民特别是嵊县政府和人民的热情接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飞行员米勒回部队后,特将这一段经历清晰地记录在日记本中,决心在战争结束后,一定要再来中国,再到嵊县向人民表达感谢。可惜他于1943年1月12日在作战中牺牲。他的侄女美国记者苏珊娜从叔叔的日记中得悉此事,决心要实现叔叔的遗愿,于2011年9月,以67岁的高龄不远万里,带着当年的照片来到嵊县,凭吊当年嵊县政府和县长方志超的遗迹,因此而揭开了尘封70年的故事,为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史册增添了新的一页。

  1940年,浙东发生大旱,粮食欠收,嵊县的一些豪绅、米商趁机囤积粮食,抬高粮价,使粮价由原来省政府规定的每石25元涨至35元甚至52元,而且市场缺米供应,这造成民众的恐慌和气愤。6月3日上午,有数千民众聚集到县城广场向县政府请愿,方志超出来与群众会见,因人多不好讲话,方志超要求群众方面派代表到县政府商谈。方志超回县政府时群众也一起跟着来,因人太多,就形成了包围县政府的态势,县政府代表和群众代表在某些问题上谈不拢,群众越来越急躁,开始向县政府大院涌进,砸烂门窗、办公室桌椅等,方志超于惊慌不安中令自卫队鸣枪警示,但没有伤人。随着天色渐晚,群众陆续散去,县政府于当晚拘捕了为首的几个人。方志超一方面向省政府紧急报告了实情,另一方面想方设法筹集救灾粮食,包括勒令豪绅、米商不准囤积居奇,把粮食统统拿出来供应市场,这样一来,市场上的粮食供应逐渐恢复正常,米价随之回落到原先水平,群众的不满情绪平息了,方志超把拘捕的几个人也都放了。“六三事件”结束后,省政府主席黄绍竑派大员来调查,命令惩办勾结奸商、走私资敌、劣迹昭彰的定海县长白枟深和镇海县长江志航,将他们撤职查办,方志超经调查证明确实没有劣迹,因此继续任嵊县县长。

  日伪军占领嵊县县城和许多富庶乡镇以后,抗日的县政府不得不退到乡下,不停的迁易地址,而日伪又专对抗日的县政府实施打击,方志超经常冒着风险组织防空、疏散、派工破路塞河,造堡凿山,为军队构筑抗日工事,还要按照上级通知,在非沦陷区征兵征粮,真是备尝艰苦。1942年的一天,方志超到东乡开会,经过四明山下的灵山乡时,曾遭到山上的游杂部队远距离枪击。又一天,方志超去开元乡联乡总部,在瑠家村外的一片荒滩处,遇到两名“便衣”,这两人向方志超开枪,警卫赵清泉为护卫方志超,中弹牺牲,另一名警卫奋勇还击,保护方志超远离险境。

  在抗战环境下,抗日县政府的财政十分困难,方志超只好裁减机构人员,编制改为三科二室,人员只剩32人,即便这样,经费还是拮据。1942年近年底时,县政府已钱库如洗,全体职工无法过年,秘书何文栋向方志超提议,从乡绅处借到三千元。借到钱后,大家才得以杀点鸡、羊、鸭,苦度春节。

  抗战进入第三年后,浙东很多地方沦陷,宁绍两属的有些县政府逃居嵊县山乡,一时他们失去与上级的联系,因此上级的公文让嵊县的方志超转去,邻乡的公事托他代办,他像一个联络处长或副官处长,面面应付,席不暇暖。这种种困难,使方志超深感当抗日县长之不易。六年的嵊县县长当下来,方志超觉得疲惫不堪,因此数次向省政府恳辞,1943年经浙江省政府批准,辞去嵊县县长职务。

  辞去县长后,方志超于1943年底赴重庆,在中央大学任教,当时同乡人宣铁吾任国民党政府财政部缉私署长,他知道方志超为官清廉,因此延揽方志超去他那里任第一处处长。抗战胜利后,宣铁吾被任命为上海市警察局局长,又邀方志超一同到上海,任警察局行政处处长。当时发“接收财”之风盛炽,许多接收大员有了房子、条子,但方志超始终保持书生从政本色,不受贿赂,不取非义之财。他家的生活一直很简朴,他的夫人是在农村长大的,从小养成了勤劳节俭的习惯,她操持家务,十分节约,几乎到了近于苛刻的程度。三个女儿去上学,早餐都是吃泡菜剩饭,连买烧饼油条的钱家里都舍不得给。

  1947年方志超辞去上海警察局内的职务,接办上海大众夜报,任社长,并竞选当上国民党第一届立法委员。大众夜报内有一批进步人士,并且有几名中共地下党员,常常敢于揭露国民党的黑暗腐败,发表激进言论。1948年9月间,轰动全国的孔祥熙之子孔令侃的扬子公司囤积居奇一案,就是大众夜报首先揭发的。这一下触怒了国民党最高层权贵,大众夜报被勒令停刊整顿,经过十多天,当局准予复刊。由于这些原因,大众夜报在上海读者中建立起了信誉,销量居各晚报之首,最多时一天销十二万多份。

  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方志超的政治思想也急剧地发生了变化,他越来越反对蒋家王朝的腐败专制,倾心于民主和进步。因此,1949年春蒋介石下台之后,方志超利用较有利的时机,在报纸上宣传进步主张,倡导上海局部和平,一时造成了一股舆论声势。国共和谈破裂后,国民党政府通知方志超去台湾,并送来了全家去台湾的船票。但方志超已决意留下来迎接解放,拒绝去台。当年5月3日,特务头子毛森派人将方志超传志警察局责询,接着于5月5日逮捕了方志超,并于同日接管了大众夜报。毛森严厉指责大众夜报倡导上海局部和平,并要方供出报社内部中共地下党员的名单,对此方志超严正拒绝。特务从方志超口中得不到任何线索,将方志超关在秘密监狱内。据汤恩伯传达蒋介石的命令,要将方志超与政治犯秘密枪决,但因解放军进军神速,5月25日凌晨秘密监狱的特务们仓皇逃走,来不及执行汤恩伯的命令。

  上海解放后,军管会释放了方志超。方志超出狱后不久,便与邵力子、武和轩诸位先生取得联系,当年9月20日,方志超予其他立法委员共五十三人联名发表了脱离国民党、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宣言。1949年10月,他进新中国学院任文史教授兼教务长。1950年方志超加入“民革”,1951年下半年进华东革大政治研究班学习,结业后于1952年分配去新疆。方志超携带眷属,经过几个月的长途跋涉到达乌鲁木齐,被分配在新疆军区八一中学当教员。1957年被错划为“极右”份子,开除留用,下放到南疆军垦农场劳动。当年方志超已经五十二岁,身患高血压症,农场为照顾他,调到小卖部当售货员,第二年调他到阿克苏沙井子农一师中学教书。1962年摘掉右派帽子,补发了所扣工资。他从补发工资三千多元中抽出一半捐给学校,购买图书、高音喇叭等,他继续在沙井子农一师中学做教员。这时方志超的高血压症越来越严重,常常是收缩压达到200,舒张压达到140,但还是让学生扶着他,帮他背着椅子去上课,有几次课没上完昏倒在课堂上。尽管他对自己的历史已多次写了交待,但每次运动一来总是挨整挨批,生活上也受歧视,有几年住的是一间鸡舍改的土房,人进去直不起腰,远离家乡,远离亲人,在荒漠边疆唯有老妻寂寞相对,晚景是极为凄凉的,但即便如此,他却始终没有怨言,依然是很认真地对待工作。凡是上过他的课的学生,莫不表示钦佩和感动。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斗争的锋芒又首先向着他。1957年他被错划为“极右”后曾服安眠药自杀过一次,未遂而遭到更严酷的批判。“文革”风暴卷起时,他自知大限已到,遂向老妻道别,第二次吞服平时有意积存的安眠药自杀,这次因吞药量大,于1966年7月15日提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时年为60岁。他去世时家属不敢讲,医生也未作认真检查,便以“脑溢血”作为致死原因,遗体被草草地埋在荒郊。到1979年,亲属收到了新疆军区农一师政治部发给的一张对方志超错划右派问题的平反通知。1980年方师母以古稀之年从广西万里迢迢地去新疆阿克苏,从荒郊野坟中挖出丈夫遗骨,就地火化后将骨灰带回诸暨骆家山,总算让他最终归落到哺育过自己的故土。(撰稿人 孙殿伟)

【编辑:王永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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