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中国实践解释清楚就是最好的理论研究

　　把中国实践解释清楚 就是最好的理论研究

　　郑永年（图左）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编者按

　　高端访谈

　　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

　　广州日报理论版从今天起改版升级为《理论周刊》。

　　“整装上阵”的《理论周刊》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和省委、市委重大决策部署，展示理论创新成果，并与大洋网理论频道、广州参考思享频道实现融通、共享，进行融媒体传播。“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理论周刊》将每周一与您准时见面，欢迎社会各界人士踊跃投稿，并提出意见和建议。

　　《理论周刊》电子邮箱：gzrbllzk@126.com

　　对海内外任何关心中国发展、研究中国道路的专家学者来说，郑永年，都是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

　　作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教授用自己独立而清晰的判断，为中国改革发展积极建言献策。在央视《将改革进行到底》《大国崛起》等政论专题片中，郑永年频频出镜亮相，侃侃而谈。

　　近日，广州日报《理论周刊》记者对郑永年教授进行独家专访。他就全面深化改革、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广州高质量发展等学界关注、读者关心的重要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睿智见解。

　　文/广州日报评论员 张涨　 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维宣　　视频/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顾展旭

　　谈全面深化改革

　　全面深化改革，是更强调顶层设计、更注重系统性的改革模式

　　广州日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在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深化”提法的改革价值观、方法论有哪些创新意义？

　　郑永年：全面深化改革，与以前的改革模式不一样。习近平总书记也讲过，改革要先易后难，先吃肉、肉吃完了再啃骨头。以前我们是哪里可以改革，就先去改革哪里。这也是一个必然途径，要循序渐进。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任务就是要找到突破口。因此，每个地方的改革都不一样，现在改到了一定程度、局部的改革完成之后，十八大以来就更强调顶层设计，要进行更加系统的改革。

　　对于全面深化改革，不能机械地理解。有人统计，十八大以后，各个改革项目共有5000多项。这么多改革项目不是要同时全面出击，还是要找到其中的突破口。不同改革的进程和阶段是不同的。有些领域以前比较少触及，现在就要加速。

　　比如，党政机构的改革。以前我们所说的机构改革，主要还是着眼于政府机构改革，现在党政联动的改革，就是要把党的机构改革也考虑进去，通盘考虑。在这方面，广东以前有过探索。比如大部制改革、党政联动，在顺德等地也尝试过。

　　再比如，法治领域的改革。党的十五大确立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十八届四中全会又研究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成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可见，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非系统性的改革到系统性改革，更强调顶层设计。

　　广州日报：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遇到哪些新问题和障碍需要克服？

　　郑永年：第一个难题肯定是改革的难度加大了，要啃硬骨头。以前，改革更强调广度，现在则更强调深度和力度，要触动更多既得利益。从机构改革就可以看出来，光是政府机构改革就比较容易，要把党的机构也进行一体化改革，难度就大了，触动的范围也更大。第二个难题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域要往纵深推进，统筹协调的难度也增大了。

　　具体说到改革的方向性问题。十八大以来，我们的改革方向越来越清楚。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大的方向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现在的改革方向更细化，主要体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等几个顶层设计的改革方案，十九大又进一步对“怎么改”进行了细化。

　　全面深化改革，还要突出执政党的主体性。党是领导一切的，党的领导也要通过改革来细化、深化。

　　谈高质量发展

　　广州高质量发展的抓手还是要关注人才国际化

　　广州日报：从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广东、广州如何在具体实践上完成发展模式和动能的切换？该如何扬长避短？

　　郑永年：高质量发展是一个最大的挑战。发展是硬道理。从十九大到2050年，确立了三个阶段的发展目标。到2020年实现第一个阶段的目标，即实现全面小康，对广东来说不难；第二个阶段，到2035年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现在就要考虑，2020年之后要怎么做，要细化。

　　从中等收入跨越到高收入，就要从数量型经济转向质量型经济。什么是质量型经济？就是要追求高附加值，不是简单加工、不能破坏环境，低附加值的也不行。

　　广东、广州追求质量型经济发展，要着眼于全国。现在回头看，广东还是转型早的，先行一步了。过去广东实施腾笼换鸟，当时就提出了质量型经济，关注产品附加值、实现产业升级。高质量发展，一定要追求高附加值。

　　广东广州具体怎么干？一方面是要继续产业升级，另一方面就要促进市场机制来有效配置资源。

　　广州高质量发展的抓手，还是要关注人才的国际化。在世界范围内看，广州不缺资本、技术，就是缺人才。以前是人才跟着资本和技术走，现在是资本、技术跟着人才走。整个世界竞争就是人才竞争。广州要吸引更多国际顶级的优秀人才，尤其是跟广州社会经济发展相结合的人才。

　　广州日报：在高速增长阶段，评价经济发展主要以GDP增速为指标。在高质量发展阶段，怎样进行绩效评价？

　　郑永年：城市高质量发展，不能与其他城市去强行比较。产业结构不一样，怎么去比较？

　　评价高质量发展不能一概而论，必须要根据不同城市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来制定指标。高质量发展的考核，要从城市个性上去考虑，关注附加值的变化。比如广州，就不能把新加坡的发展指标拿过来照抄，完全是两码事。

　　此外，高质量发展还包括老百姓的感受。GDP很高，但是老百姓幸福感不强，也不是高质量。还有空气指标，有的老工业基地空气污染本来就很难治理，是不可能跟一个新兴的环保城市去比较的。在高质量发展的绩效评价上，有些貌似科学的东西并不见得真科学，僵化的、定量的考核不一定适用。

　　谈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粤港澳大湾区可以学习欧盟经验，为国际资本搭建最优质的平台

　　广州日报：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愿景是怎样的，您认为大湾区要发挥什么作用？

　　郑永年：以市场机制来有效配置资源，这就是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原因。11个城市要以市场机制来重新配置资源，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立共同的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交易市场。欧盟对于欧洲经济发展促进很大，达到了体制上的整合。这几年欧盟出了英国脱欧等问题，但这并不是欧盟理念的失败，而是因为欧盟是主权国家组成的，缺少有效的协调机制。但是粤港澳大湾区不一样，是在“一国两制”的制度下建设的，我们有强大的中央政府来协调。

　　粤港澳大湾区的愿景，就是要建设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平台。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平台，不仅是为粤港澳三地整合资源，更要为世界资本流动搭建平台，吸收全世界最优质的资本、最优的技术。建设这样一个世界级的平台，越来越紧迫。当前世界上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国如何打破这一局面，倡导自由贸易，要借助资本逻辑来进行。贸易保护主义，主要是源于一些国家的行政意图，但是资本逻辑很简单，就是要扩张、哪里有利可图就往哪里集中。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平台的吸引力增强，资本自然会冲破行政的阻力。

　　下一步，中国怎样倡导自由贸易，只有更加开放。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落实这一理念，就要为国际优质资本塑造一个最好的平台。我们必须建设能跟世界上其他先进经济体的平台相竞争的平台，我觉得粤港澳大湾区是最有条件的：有珠三角的制造业基地，有香港的金融市场、法治环境，有澳门的旅游业等，如果能够有效整合起来，对国际资本有巨大的吸引力。

　　广州日报：粤港澳大湾区有着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四个核心城市的特性，如何达到有效整合的目的？

　　郑永年：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上没有阻力，市场上也没有阻力，最重要的是克服行政阻力。粤港澳大湾区在“一国两制”下实施，但现实情况是利益还要协调、体制尚待整合。只要这一个问题克服了，其他问题就不成问题了。

　　如何加强与香港、澳门的合作，可以学习欧盟经验。三个关税区怎么整合？欧盟都可以整合。法律体系不一样？英国是英美法系，其他欧盟国家是大陆法系，一样可以在欧盟里对接好。其中的关键，就是我们只要把法律看成是解决问题的工具和方式就行了。关税区问题也是一样。只要在一国之内，不用重复注册，在香港注册公司就有权到珠三角开公司了，粤港澳大湾区完全可以先行先试。

　　广州日报：在粤港澳大湾区中，广州应当怎样定位，发挥怎样的作用？

　　郑永年：每一个城市都要找到自己的优势和长处。新加坡就是如此。

　　广州也好，珠三角其他城市也好，在产业上、教育资源上等领域，都有很大作为空间。比如香港有很多好大学，只有一桥之隔，粤港两地完全可以整合大学资源。现在很多香港高校到内地来办学，有这个趋势了。未来可以直接让香港大学享受内地大学的待遇，学历互相承认，当然录取可以根据自己的考试方法。

　　粤港澳大湾区整合，就是要减少资源浪费。香港有技术，比如香港科技大学有很多世界领先的技术，但是市场不够大。粤港澳三地都在一国之内，要加强制度协调机制。欧盟也有跨国人员、货物、资金的流动，但是在关税区之间的流动，非常顺畅，这值得我们学习。国际上，这些打破体制障碍的经验已经很成熟了，欧盟主权国家能做到，粤港澳大湾区也能努力做到。

　　谈广州发展

　　探索自贸港建设，站位一定要高，这是为国家探索经验，不要局限为地方经济项目

　　广州日报：您认为一个城市营商环境最关键的要素是什么？广州如何加大营商环境改革力度？

　　郑永年：营商环境，简单来说就是经济上的自由，管制少一些。这也是要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要重视市场作用，政府是服务型的，广州还要向其他先进城市学习。

　　同时，广州还要加强国际化，要给国际化人才专业环境、社会环境。比如，高端人才一般有家庭、有小孩，广州就有必要配套更多优质的国际学校，医疗也要国际化，配套很重要。

　　广州日报：广州提出要探索自贸港建设，目前南沙自贸区也取得了很大进展。新加坡就是全世界知名的自贸港，对广州、南沙而言有哪些经验值得学习？

　　郑永年：探索自贸港建设，不缺政策，需加强自由贸易的力度、深度。怎么看待自贸港的自由度，新加坡是个很好的典型。新加坡跟西方的自贸港概念不一样。新加坡是既存在规制、也存在自由，并不矛盾，实现了秩序之上的自由。

　　从自贸区到自贸港，我认为要考虑试错成本的问题。建设自贸港，南沙就比较理想。因为它的体量、影响整体可控，区位位置、基础也很好。其实就国际上的自贸港的制度建设、治理结构而言，已经有很成熟的经验了。从阿姆斯特丹到新加坡、迪拜，就看怎么去学、如何与自己的实际需要结合起来实施。

　　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定位问题。广州要加大改革的深度和力度，南沙探索自贸港建设，一定不要把它局限为广州范围内的一个经济项目，而是为国家探索建设一个新的经济平台，站位一定要高。广州要认识到，这是在为国家探索经验，不是搞地方经济项目。

　　谈理论研究

　　广东是个出实践的地方，完全可以形成自己特色的理论研究

　　广州日报：对于当前我国的理论研究工作，您有什么看法？

　　郑永年：广东和广州的发展经验，都需要用理论来阐释。我最不喜欢的就是研究者把西方的理论抄来抄去来解释中国的问题，而忽视了我们自己的实践逻辑。这是学界要思考的问题。所谓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研究，一定是先有实践，先关注实践，才产生理论。

　　我们国家有大量丰富的实践。尤其是广东，是个出实践的地方。我们完全可以形成自己特色的理论研究，广州也可以研究自己的经验。我希望，我们的理论工作者、学者、记者，都能首先关注实践，把实践解释清楚，写成文字，这就是最好的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