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孩顺风车遇害，何必扯上“消费降级论”

　　女孩顺风车遇害，何必扯上“消费降级论”

　　■ 观察家

　　存在什么问题、出现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而不应泛化、抽象化，以博取廉价的眼球。

　　温州乐清女孩赵某坐顺风车遇害，让滴滴陷入了网络论战的汪洋大海。舆论声讨之下，滴滴道歉，并关闭了顺风车业务。

　　公众的情绪完全可以理解。上一次郑州空姐遇害案发生时，实际上已有过一轮质疑与批评。然而，同样的悲剧再次发生。或许，区别只在于这次比上次更恶劣、更刺激公众的情绪。

　　随着舆论的发酵，一种关于消费降级的论调令人惊悚。有人说，中产的温州女孩因为消费降级，选择了顺风车，这才遇上同样是消费降级的滴滴司机钟某。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失败者，“留守儿童，辍学，创业失败者，互联网金融难民，他一人身上把太多雷全占了。”

　　顺着这个思路，不难发现，女孩与司机，基本上可以涵盖这个社会的一大半人：一边是焦灼的中产，他们有着很大的不确定性，高房价、子女教育以及医疗、养老等消费，会让他们对未来的预期有很多不确定性，从而影响到现实的消费支出，而从专车到顺风车，似乎也有了自洽的逻辑；一边则是数目巨大的滴滴司机，留守儿童以及众多游荡在城市的底层劳动者，俨然共同构成了一个边界模糊但坚硬存在的群体。

　　按照这样的勾画，只要这两个群体的人一旦有了交集，就必然会面临不测的风险——不是谋财就是害命。一起刑事案件，在这样的演绎中，隐隐然有了不同阶层冲突的迹象，成为两个阶层之间的战争。毫无疑问，这是将极端个案夸大为群体对立的过度解读。而类似的论调并不陌生，此前在杭州保姆纵火案引发的保姆与雇主关系讨论时也曾出现过。

　　虽然其逻辑漏洞很明显，但不得不说，该说辞中渲染的那种阶层对立论调值得警惕。如果这样的论调可以成立，则非但社会难以正常运行，服务业也不可能正常发展，普通民众的成长空间也必将日益逼仄。

　　必须看到，这个社会上存在极少数反社会人格者，这是事实，但不能将这种现象泛化，更不能将对个体的画像移植来作为一个群体的表征。

　　同样，城市中产面临巨大的生活压力也是事实，但仅仅靠这些并不能得出“消费降级”的结论，公众喜欢“物美价廉”是一种消费天性，并不能就此以偏概全，成为整个群体的消费特征。

　　存在什么问题、出现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切忌泛化、抽象化。除了博取一些廉价的眼球之外，这样人为制造人群对抗的做法并不高明，也无助于弥合这个社会本来就存在的裂痕，更不可能增进共识。

　　治理之道，在于切中肯綮，辨证施治，及时化解，而非不分青红皂白，一篙子打翻一船人。任何希望一夕完结的想法，都未免简单化了。那样痛快则痛快了，却可能重回之前的“打车难”“出行难”，这显然不是最合乎公众利益的方案。

　　女孩坐顺风车遇害，引发的讨论和反思可以不拘于一域，但罔顾其中的极端化情况和偶然因素，上升到阶层对立和消费降级的层面，既没有足够的论据支撑，苍白无力，也是对社会情绪的刺激，对公共理性的背离，并不可取。

　　□斯远（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