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个率先和首创，从上海诞生

　　一个个率先和首创，从上海诞生
　　——听改革开放亲历者讲述上海工业的激荡时刻

本报记者 叶薇

　　集成电路6388万块、船舶23527载重吨、汽车7981辆、家用洗衣机4075台、手机129046台、服装109万件……这些数字，是去年上海工业一天的产量。

　　40年前，改革开放的号角吹起，上海工业敢为天下先，既有“壮士断腕”调整结构的壮举，又有国有企业“突出重围”的阵痛，更有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崛起的激昂，扩大对内对外开放的豪情。

　　近期，上海市工业经济联合会主办的上海工业改革开放成果展，撷取了上海工业在全国首创或率先实行、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的500例改革开放成果，从不同侧面反映改革开放给上海工业带来的巨大变化。而对那些亲历者来说，改革开放成就了职业生涯，更见证了民族工业的腾飞。

　　“下岗女工再就业，《新民晚报》第一次叫响‘空嫂’”

　　讲述人：范鸿喜，原上海航空公司总经理

　　1994年，上海纺织局召开了一个座谈会，邀请一些离开纺织系统的领导干部“回娘家”。当时，上海开始产业结构大调整，传统产业大量关停并转，55万纺织大军中，有50万面临下岗再就业。

　　我发言时提出一个想法。上航成立才8年，规模很小，只有8架飞机，拿不出许多钱，也接收不了许多人。我在国外飞机上看到许多“空爷爷”“空奶奶”提供服务，我们能不能招一些纺织女工，让她们接受培训后上机服务？座谈会上的领导都很感兴趣。

　　当时，民航总局对招收空乘有18周岁至22周岁的规定。《新民晚报》巧妙地以《民航能不能招空嫂》为题，刊发了报道。一石激起千层浪。一时间，“空嫂”成了上海街头人人耳熟能详的热词，成了社会上很亲切、很温暖的称号。

　　我一直感谢《新民晚报》这篇报道，正是媒体的力量，让这件事迅速进入实质性进程。在全国舆论的推动下，民航总局很快同意可以在18至45岁范围内招空乘。

　　当时共有超过5.5万名纺织女工前来竞聘十几个“空嫂”岗位，第一轮面试结束后留下185人。我记得吴尔愉面试时，面试官认为她肤色偏黑，一开始没让她进入体检名单。我们一起讨论，这是选美还是选服务人员？吴尔愉的笑容太打动人了，完全不应该被肤色这种问题拒之门外。最终，吴尔愉从一名纺织女工成长为微笑天使，她上岗3个月，表扬信就收到了98封。

　　当时体检合格的65人，最终录取了18名空乘和2名地面人员，而剩下的人当天就被上海市的各家五星级酒店抢走了。虽然只招收了十几名空嫂，但示范效应非常明显。纺织女工连“空姐”都能做，还有什么不能做的？

　　“若没有改革开放、外贸大发展提供的市场，就没有振华的乘势腾飞”

　　讲述人：管彤贤，原振华港机集团总经理

　　我这一生起起伏伏，吃过大苦头，也出过大风头。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正浩荡神州，59岁的我萌生了创立一家港机制造企业的念头。

　　我有知识、有本领、有一腔为祖国服务的热血，但没有改革开放，什么都做不成。上海振华跟着外贸市场一起发展起来。当时我们没有人才，没有资金，没有车间，是名副其实的无名小卒。当年，全球港机95%的市场份额，都被日本三菱、德国克虏伯、韩国三星等把持。振华别说同台竞技，竞标资格都没有。

　　没有车间就向兄弟单位暂借，没有钱买新加工设备就去买二手的，办公室狭小就把资料柜钉在墙上。起步的振华港机从零开始，举步维艰。但因为大环境好，我们遇到的大小难题总有办法化解。

　　要敲就敲最难的门。我们的订单都来自于激烈的市场竞争，虽然最初也有过被人拒之门外的经历，但振华人从不气馁。事实证明，只要品质过硬、准时交货、售后服务有保障，国外用户就会选择我们。

　　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我们总是剑走偏锋，不断摸索不断创新，与强争先。在这个过程中，练就了很多独门武器。改革开放给全国人民带来朝气，给中华民族带来朝气。我觉得自己的最大价值就是不断打造中国最前沿的制造业产品，让中国的港机永远站在世界市场的前列。

　　“国企改革最重要是要把经济效益搞上去”

　　讲述人：苏寿南 原上海三枪（集团）有限公司厂长

　　1977年，我到针织九厂担任厂长，一直到67岁退休，我在这一行整整干了30年。三枪品牌，当时是针织九厂80多个老牌子当中的一个，那时我们还不大有品牌意识。

　　改革开放对我们最大的启发是，国有企业一定要把经济和生产搞上去，树立“市场第一线”的观念。当时，我把副厂长和部门负责人组织起来“荡马路”。开始好多人说我不务正业，跑了几次后，观念变了。

　　1994年，针织九厂兼并上海百达针织厂，这是上海首例实行企业兼并。当时百达厂累计亏损7000多万元，危在旦夕。然而，兼并后针织九厂资产负债率将达101%，一盘死棋硬是让我们盘活了。

　　我们当时很缺钱。当时改革开放的市场氛围就是，想做的，都可以大胆试。像我们这种国有企业，技术工人的手艺活相当扎实，职业素养过硬。我就发动全厂从高级工程师到技师参加技术改造活动。当时引进一台国外的设备要40多万，我们工人自己劳动改造出来的机器1.2万元，质量毫不逊色。为鼓励工人改造旧机，每改造一台奖励200元。如此大的激励当年在国有企业也属首创。我犯错误我负责，钱没进我口袋我也不害怕。

　　“小平同志送纽交所主席那张中国股票就是我们‘小飞乐’”

　　讲述人：秦其斌，原上海飞乐音响公司董事长

　　1984年，上海飞乐音响公司发行了新中国第一股“小飞乐”。

　　回过头来看，很多事情都有偶然性，而让这个偶然变成历史的是改革开放的大环境。当时，国内音乐茶座很红火，我提出，厂里生产的扬声器除了给电视机做配套，还可以做成音响。钱从哪里来呢？我们提出了股份制的构想——企业拿出一部分，向企业职工集资一部分。

　　“小飞乐”最终把10%的股份向社会公众发行，50元一股，发行1万股。那天，那么多热心人来排队买股票，真是盛况空前啊。没有他们捧场，股票一生下来就会是弃儿，他们才是真英雄，真金白银支持股份制改革。这件事对我们的启发就是，搞工业经济的人要关心资本市场。

　　1986年，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主席约翰·凡尔霖来华访问，邓小平将一张面额为人民币50元的飞乐股票回赠给凡尔霖。当时，凡尔霖还专门跑到静安寺附近的中国工商银行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证券业务部办理股票过户，他也成为中国上市公司第一位外国股东。

　　“3年内国产化达不到40%，上海大众要关门”

　　讲述人：陆吉安，原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总裁

　　1987年，我到上汽工作。此前，我在纺织系统干了27年。

　　对汽车行业，我是个外行，一进企业就把全部精力花在了对汽车行业的了解和研究上。上汽原叫上海汽车拖拉机公司，给我的印象就是一个厂房陈旧、设备老化、破烂不堪的弄堂小厂，有些厂房和设备上个世纪50年代甚至是解放前留下来的。难怪老外在实地考察之后得出的结论是“上海还不具备生产现代化轿车的能力”。

　　我到上汽最重要的使命就是桑塔纳国产化。当时，中国轿车工业几乎为零。从战略的角度看，国产化不仅是为了平衡或减少外汇支出，主要还是要达到规模化生产，以此拉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促进汽车工业的转型。

　　国产化任务非常紧迫。当时从中央到市里，已经明确了一点：如果3年内国产化达不到40%，上海大众就要关门。我跟市领导立下军令状，达不到就引咎辞职。

　　当时，我还有一个重要的职务，就是上海市轿车国产化协调办公室主任。在市国产办的带动帮助下，组织了全市、全国配套厂，集中一切力量推进。经两年的努力，国产化突破了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