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老鼠仓、体制漏洞与信仰缺失

　　记者 付建利

　　在监管层的强力推进和大数据监控的威慑下，捕鼠行动不断升级，一批公募基金经理被查出老鼠仓等内幕交易行为。日前有报道称，截至5月中旬，今年已有约200只基金的掌门人请辞，这一数字约占全部基金经理人数的五分之一。据称，如此高的辞职率，与基金经理惧怕老鼠仓行为被揪出来有关。

　　这些数字和结论暂且撇开不论，A股市场上的老鼠仓行为屡禁不止，前赴后继，除了老鼠仓的巨大利益诱惑这一关键性因素之外，还与体制方面的缺漏和社会信仰普遍缺失大有关系。

　　治理老鼠仓早已上升到了刑法的层面。为什么基金经理还是敢于冒如此之大的风险从事内幕交易和利益输送行为呢？无非是因为这里面的甜头太大。虽然基金经理动辄百万年薪，早就属于“高大上”的职业，但从现有的老鼠仓获利数目来看，动辄千万甚至上亿的非法收益。这相当于把基金经理一辈子的工资都赚回来了。从概率论的角度来讲，基金经理做老鼠仓，尽管有被发现的可能，但如果不被发现，狂赚一笔后再金盆洗手，或者挪个窝逍遥自在地过日子，岂不美哉！两相比较，基金经理做老鼠仓的风险收益比还是比较高的。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在这样的财富观驱动下，巨大的经济利益诱惑显然是基金经理做老鼠仓的最直接动因。

　　其次，长期以来，中国基金业股权激励制度缺乏。基金经理除了少部分可以通过职务提升或薪酬增加获得价值认同外，大部分基金经理仍然生存在业绩排名的高压之下。基金经理的利益与股东和持有人的利益始终不在同一条水平线上。尤其是激励制度的缺乏或不到位，使得基金经理的职业价值得不到认同，自我价值得不到实现。缺乏职业荣誉感和成就感的基金经理，精神上的满足感低下。为了弥补这种缺陷，一些基金经理拼命从物质收入上动心思，以便“总算抓住了一头”。而要提升物质收入，老鼠仓就是一大捷径。

　　第三，包括基金经理，我们每一个人生存在当下社会，贫富悬殊巨大，很多利益既得者还是通过特权和勾结获利，社会充满戾气，物质主义大行其道。中国人的精神结构中，传统文化并未生根发芽，而西方文化中的民主、自由和法制也并未很好地吸收进来。处于“无根”状态中的中国人，也许有物理空间意义上的房子，但精神上其实是没有家园的。

　　对于基金经理来说，由于信仰缺失，职业使命感和责任意识不强，“忠人之事、受人之托”的契约文化往往停留于口号式的宣称之中。如果基金经理没有对契约文化深入骨髓和灵魂深处的信仰与坚守，搞老鼠仓这种非法勾当也就不难理解了。

　　基金经理的老鼠仓，不仅是这个行业和资本市场的问题，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我们这个社会的困境。就此而言，治理老鼠仓、加大惩罚力度是重要的一环，但可能不是治本之策。真正治本的措施，还在于社会层面和人的精神、思维与信仰层面。老鼠仓，不仅是基金的病，也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病、时代的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