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股“农产品交易”涉欺诈合同纠纷案调查(2)

　　王秀群的代理律师章帆介绍，根据2006年商务部等六部委《关于外国投资者境内企业的规定》，外资并购境内企业，并购合同必须要商务部审批，对于外资通过股权置换的方式并购境内企业，商务部设有专门的审批程序，并且相较资金收购，审批更加严格。

　　北京安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陆群威对新京报记者分析，到目前为止，外资通过股权置换收购境内企业的合同，商务部批准的很少。虽然在法律上没有明文禁止，但是想要通过审批很困难。

　　当时担任农产品公司执行董事的“收购中间人”杨宗霖在该案的一份律师笔录中称，当时为了能通过商务部审批，所以伪造了上述“阴阳合同”。

　　律师陆群威对新京报记者介绍，境外公司在内地收购时，制造阴阳合同，从而规避监管并逃税并不罕见。但上市公司大型收购行动都必须公告，所以很少敢伪造阴阳合同。像本案这种上市公司伪造阴阳合同并成功完成收购，实属罕见。

　　法律人士分析认为，该收购2007年5月在香港资本市场公告，商务部是当年11月审批通过的，一份差别巨大的阴阳合同能被批准通过，并事实上造成国家2亿元的税收损失，说明相关部门的审查程序存在纰漏，有关当事人难辞其咎。

　　6月24日，就中国农产品交易公司收购白沙洲公司时，白沙洲公司报批的申请材料造假一事，新京报记者向商务部有关部门请求置评，至截稿为止，尚未得到回应。

　　谁是造假者

　　2010年12月，王秀群和天九工贸向湖北高院提起诉讼，称“0.89亿收购协议”是一份“以规避法律、损害国家利益、骗取审批机关审批为目的的虚假协议”，请求法院宣告该股权转让协议无效。

　　受理王秀群的起诉后，湖北省高院分别于2012年6月和2013年7月两次开庭审理此案。

　　答辩中，农产品公司辩称，该公司与王秀群签订的“0.89亿收购协议”合法有效，并已实际履行。该公司辩称，并未参与伪造报批材料。提交给商务部的“0.89亿收购协议”和在港交所公布的“11亿收购协议”系“主从关系”。并非阴阳合同。因为“0.89亿收购协议”已获商务部审批通过，因此“11亿收购协议”无需再报商务部审批。该公司称，王秀群一方是“妄图通过诋毁真实交易来撤销股权转让。真实目的在于反悔涉案股权转让”。

　　王秀群一方称，“当时根本不知道有‘0.89亿收购协议’文件，一直都以为是按照11.56亿的合同报批的。”

　　尽管上述案件纠纷双方都否认参与伪造“0.89亿收购协议”，但新京报记者获取的一份律师询问笔录显示，此前担任农产品公司执行董事的“收购中间人”杨宗霖承认，他指使白沙洲公司相关人员制作了“0.89亿收购协议”的材料提交给商务部。

　　参与具体制作“0.89亿收购协议”的白沙洲公司职员周俊对新京报记者承认，“当时王秀群和中国高速董事会主席符捷频的签名，以及上市公司的授权书等材料都是我伪造的。”

　　杨宗霖称，当年安排以虚假材料向商务部报批，“上市公司肯定知道”。杨宗霖称，他曾就调整申报方案一事，与上市公司负责人进行了沟通与汇报。

　　2014年5月30日，湖北高院在一审判决中认定，上述两份合同“针对同一标的转让就价款、支付方式、法律适用和争议解决等作出不同约定，不符合商业常理”。因此并非“主从关系”。

　　对于王秀群辩称她对“0.89亿收购协议”不知情，湖北高院认定，该协议存在长达三年，作为转让方的王秀群称其不知情，不符合商业常理。即使王秀群本人未亲自参与制造该协议，但她委托经营的白沙洲公司工作人员职务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亦应由王秀群承担。

　　湖北高院最终认定，“0.89亿收购协议”仅系基于报批目的而设立，“11亿收购协议”才是双方用于实际履行的协议。

　　天九工贸的代理律师梁明表示，湖北高院的判决事实上认定了农产品公司收购案中提交给商务部的“0.89亿收购协议”系伪造。

　　在新京报记者多次要求置评后，农产品公司6月24日通过传真给记者发来一份《致媒体声明》，称“在案件最终审结前，不便接受采访”。

　　湖北高院“不僭越行政审批权”

　　尽管事实上认定了“0.89亿收购协议”系造假。但湖北高院在一审判决书中称，就涉案股权转让而言，交易双方主体适格，农产品公司和王秀群、天九工贸就白沙洲股权转让事宜达成了合意，且股权转让事宜获得了商务行政主管部门的审批，在实际履行中，双方以“11亿收购协议”为依据进行履行，现王秀群和天九工贸请求通过宣告“0.89亿收购协议”无效来否定整个股权交易行为，有违诚信原则。

　　湖北高院称，虽然“0.89亿收购协议”仅系报批之用而订立，但不能因此否定整个股权转让交易的效力，故对王秀群和天九工贸要求宣告“0.89亿收购协议”无效的诉求不予支持。

　　对于判决，王秀群代理律师章帆称，法院在判决中回避了“0.89亿收购协议”的设立是出于欺骗商务部的目的这一关键问题。

　　湖北高院判决书认为，商务行政主管部门是否会因“0.89亿收购协议”中的内容与“11亿收购协议”不一致而撤销对涉案股权转让事宜的审批，属于法律或行政法规赋予商务行政主管部门的职权范畴，“民事司法裁判权对行政机关的行政审批权不予僭越”。

　　长期专注外资并购的律师陆群威认为，需要商务部审批的交易合同在签署时还是效力待定合同，需要商务部审批才能生效，且合同生效不仅取决于商务部批准一个条件，还需要其他条件，最重要的一个条件是，合同必须是真实的。否则，商务部的审批就少了正确的前提条件。

　　对于湖北高院“民事司法裁判权对行政机关的行政审批权不予僭越”一说，陆群威认为，法院判定合同有效性的依据是《合同法》，而不应当是商务部的“背书”，“行政审批权力不能覆盖司法审判权。”

　　陆群威认为，报商务部的“0.89亿收购协议”目的是为了规避对跨境换股的政策限制和高额税负。属于双方恶意串通，损害了国家利益，应当认定无效。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薛克鹏认为，整个收购是和商务部联系在一起的，应先走行政诉讼，来确定“0.89亿收购协议”是否有效。前置审查属行政权，合同批准与否，属于商务部来审查。“不是说司法权不能僭越行政权，而是司法权不能代替行政权。”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姜明安认为，该案中，既可以通过民事诉讼，只针对当事人，请求法院判合同无效，再拿着民事判决书要求商务部撤销整个收购。也可以通过行政诉讼，要求商务部撤销整个收购。

　　姜明安称，但是当法院知道商务部有前置审批时，就为难了。法院不愿意与商务部的批文起冲突。法院称该案件中，存在商务部的行政审批，归属于行政诉讼，这样判也是有道理的。

　　姜明安建议，原告可提起行政诉讼，要求商务部撤销审批。

　　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唐尧认为，王秀群可以就湖北高院的判决提起上诉，上诉之后，申请中止审判，同时，再提请行政诉讼，要求商务部撤销收购审批。

　　法律人士计算，按照伪造的“0.89亿收购协议”，事实上造成约2亿元的税收国家无处征收。

　　湖北高院表示，当事人关于人民币0.89亿元的约定可能系为规避税负而做出，对该事实的审查和处理属于税务行政主管机关的职权范畴，不属于本民事纠纷案的审理范围。

　　天九工贸代理律师梁明17日对新京报记者称，在该次收购中，双方都存在错误，存在欺骗国家的行为，“现在我的当事人愿意就股权转让中的错误做法接受国家的处罚”。

　　王秀群一方代理律师梁明和章帆表示，其当事人将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诉。

　　□新京报记者朱星 武汉、北京报道(董兢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