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士式“宫斗剧”频频上演 舆论战场兵家必争

　　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 周凯莉

　　无论是产业双雄的强强联合，还是产业加资本的金玉良缘，因利而和，也因利而争。公司的利益共同体之上，一旦触及理念不合、战略差异甚至合作伙伴的气质迥异，往往只能用内讧这一种内部消耗的方式为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野蛮生长”作上一个喧嚣的注脚。

　　控制权之争屡屡引内讧

　　没有盟友，只有利益。作为雷士照明的创始人吴长江，在三年之内两次因争夺控制权，而与投资人阎炎、股东王冬雷，闹出众人围观的内讧剧情。有意思的是，王冬雷正是2012年吴长江为了牵制阎炎，重夺CEO之位而引入的控股方，而两年之后王冬雷率领董事会罢免了吴长江的CEO之位。

　　“宫斗剧”背后是各方力量对上市公司资源的激烈争夺，而随着口水战逐步揭开的是雷士照明的公司治理现状，令人触目：管理层之间甚至爆发了“肢体冲突”，8月8日下午，王冬雷与吴长江双方在争夺公司公章过程中，发生打斗。当晚20点25分，雷士一纸公告罢免吴长江，两人的矛盾正式公开化。

　　由于所处位置不同，创始人和合作伙伴发生龃龉似乎不可避免。正如雷士照明的另一位股东感言，作为创始人，吴长江在公司的发展上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公司只隶属于如今的股东，却不属于创始人，这才是公司权益的基本原则。

　　按照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失去控股权的吴长江，本应也接受失去对雷士照明控制权的事实，但此次公司内讧却因人事上的控制权而起，法律问题不得不在公司“人治”制度下举步维艰，以至于这一纷争仍然和两年前一样，无法在公司治理的框架下得到“文明”地解决。

　　延展开来，这两年一直陷于公司内讧泥泞中的老牌企业上海家化也是一番类似的光景。“产业+资本”的金玉良缘结出的却是一枚苦果。上海家化集团原董事长葛文耀与大股东平安信托内斗升级，直至葛文耀离职，平安强势介入，再至葛文耀旧部王茁被罢免引发法律诉讼，热闹一场接着一场。

　　可以预见的一点是，不管是雷士照明还是上海家化，公司在内讧中遭遇的创伤是巨大的。面对外来强敌时，公司往往能够同仇敌忾、一致对外、激励士气。但若遭遇耗时长久的内讧纷争，小则引起公司业绩危机，大则导致公司由盛及衰，走向没落。例如，上海家化的股价至今一蹶不振，而雷士照明由于2012年因吴长江和阎炎之争，当年公司净利大幅下降98%以上；而新一次内讧，恐怕对公司业绩的影响也不容乐观。

　　“舆论战场”兵家必争

　　无论是雷士照明，还是上海家化，内讧事件都引发了资本市场的震动。与此同时，内讧的双方，也开始注意到舆论的力量，尝试以掌握话语权的方式，重新夺回公司的控制权。

　　早在吴长江和阎炎发生争执的时候，两人就双双通过媒体喊话，进行公开场合上的角力。剧情之下，舆论暗潮汹涌。几大门户和热门财经网站，纷纷推出专题，跟踪事态进展，深挖各种内幕，评议资本和实业的恩怨情仇。在社会化媒体平台微博上，当事人吴长江、阎焱，加上围观者刘强东、陈年、孙陶然、王冉、牛文文等，纷纷拔刀，各站一边，而各类草根账号的围观更是引发了舆论的高潮。

　　在新一次公司内讧中，吴长江和王冬雷对于媒体的应用手段更是炉火纯青。两人不约而同地在重庆、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并接受媒体专访，对公众关心的问题，进行有利于己方的隔空辩白。两人甚至“默契”地分别播放了录像和录音。吴长江播放了“德豪大股东王冬雷涉黑被重庆公安局抓捕”的1分多钟视频。王冬雷则在现场播放了录音，以证明“吴背负4亿赌债、每月1000万利息”的真实性。此外，吴王二人针对控制权之争、秘密协议、品牌授权各执一词。至于下一步，吴王两人均表示，寄望“法律框架”下解决问题。

　　在这一轮舆论大战中，王冬雷的表现更胜吴长江一筹。例如，在媒体要求双方各自评论对方时，吴长江用了这样一句话：“王冬雷他是一个粗人。我瞧不起他。”相比之下，王冬雷对付媒体的说辞相对理性，并未利用如此直接的表达方式，反而举了不少数据、事例来佐证观点。作为雷士照明的创始人，尽管吴长江给媒体的形象一贯是敢做敢当、不畏强敌，但其中总带了一些刚愎自用的味道，而此番在舆论大战中，其出于情绪显露的各种不当的说辞，加上“涉赌”的致命传闻，更是对吴长江的个人形象造成了极其负面的影响。

　　相形之下，葛文耀虽然在上海家化的内讧中，由于资本市场用脚投票的原始规则而黯然出局，但其在舆论大战中，却以慷慨悲歌的气势，牢牢掌握了话语权，赢得了舆论的支持。例如，他当时在微博屡屡提及，上海家化“如没什么干扰，专注业务，进入世界二十强日子不远”，更慷慨陈词，愿为上海家化“付出一切”。在股东大会上，他强捺情绪，面带微笑地宣布删除相关微博，向平安信托抛出橄榄枝。无论胜败如何，在公众的眼里，这一位年迈的创始人“至少是值得同情的”。

　　值得注意的是，同为公司创始人的吴长江和葛文耀，在与合作伙伴产生矛盾时，都存在被指“关联交易”的问题，尽管创业起家的公司在关联交易问题上较为常见，但对资本市场造成的不良影响绝不可忽视。而创始人能够出示证据、自证清白，更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事态的走向，进而影响投资者的信心和公司的发展前景。特别是对于吴长江来说，最为棘手的还是涉及4亿多金额的“赌债”一说，将为其未来的人生埋下不可预见的地雷。

　　当然，归根到底，对于公司来说，至为紧要的是如何避免地在内讧中消耗更多的能量，如何避免遭遇司法手段或者行政手段介入产生的次生灾害，当务之急应是在上市公司治理框架下合理、有效地解决纠纷。而市场应能做出一次“艰难的选择”，机构投资者、个人投资者可基于自身利益，选择一方，用脚投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