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老股民买黄牛票去深圳炒股

　　股票开炒之初，广州一家证券营业部门口挤满了渴望发财的股民。(安哥/fotoe)

　　1992年8月，深圳街头上演“股疯”，就在那一阵，广州到深圳的火车票从30元炒到了300元。(宋布军/fotoe)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大众对股票几乎一无所知 几年后数十万人同演“股疯”

　　“股票为资本主义社会筹集资金，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起过重要作用，至今仍对资本主义经济起作用。在我国‘四化’建设中，也有利用股票集资的可能和需要，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筹措资金。”这是1983年2月的《广东金融研究》杂志上的一段话，彼时，莫说大众全然不知股票为何物，多数官员学者也对它不甚了了，而写下这段文字的作者恐怕也很难想象，短短十年之后，仅广州一地就出现了数十万股民，证券交易所里挤满了席地而坐的股民，不断变幻的行情燃烧着每一个人的神经元，你远远经过都能感觉到这些神经元释放出的电信号在半空噼啪作响。股票只用了短短数年时间，就在这座城市里星火燎原。股海潮涨潮退，造就无数传奇与悲欢，这些传奇与悲欢，也正是一个变革的大时代下无数普通人生活的缩影。

　　采写/记者王月华

　　暖场

　　追问股票

　　能否姓“社”

　　在股市诞生之前的几年，普通大众对股票这一财富魔器有着什么样的认知呢？当我带着这个问题去查阅上世纪80年代初的旧报纸时，居然找不到几篇关于股票的文章。等我再回过头来看一看广州改革的步伐，这个现象也就不难理解了。1980年，广州水产品价格放开；1984年，菜价全面放开；1986年，高档工业用品价格放开；一直到1992年，广州粮油价格才全面放开。看着只有短短几行字，但这背后不知道消耗了改革者的多少心血，又不知道产生了多少争议，聚焦了多少权衡和勇气，当人们还在为粮票、布票、油票的去留殚精竭虑时，股票这一抽象的财富魔器要想进入大众视野，显然为时过早。

　　虽然大众对股票几乎可以说是一无所知，但专业杂志上慢慢开始有了介绍股票的文章。“股票，是股份公司筹资发行的凭证……据有关资料，社会主义国家发行股票已有较长历史，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等国家早有发行股票、集资兴业的做法。”这是1984年一期《广东金融》杂志刊登的关于“股票”的一个名词解释，作者在介绍股票常识的时候，顺带为股票正个名，说它不仅可以姓“资”，也可以姓“社”。

　　其实，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探讨中，股票能不能姓“社”，可以说是一个核心问题，这大概就是孔老夫子说的“必也正名乎”。当时广州各大金融专业杂志刊登的文章中，有人力证投资者不是剥削者，称他们“所获得的股息与红利是向社会提供的剩余劳动的一部分”；有人还把马克思都搬了出来，称马克思都说过，假如没有股票，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都还没有铁路，再说“股票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而是商品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产物”，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讨论越来越大胆，到了后来，人们开始直接追问：“人类文明的成果，我们为什么不能拿来？为什么没有勇气共享？”

　　一篇篇翻阅这样的文章，一步步梳理其间的思维脉络，你似乎可以听到观念桎梏在人们头脑里稀里哗啦松动的声音。不过，这些先行者在为股票正名之时，大概也不会想到，数年之后，这个城市就会出现数十万股民，开往深圳的列车会被肾上腺素高涨的“刀锋战士”挤爆。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初，人们关于股票的认知还只是星星之火的话，不过十年，它就烧成了燎原之势。我斗胆想象一下，当时那些先行者看到后来热到发烫的“股疯”，大概也会情不自禁地哼上一句“不是我不明白，而是这世界变化快”吧。

　　开锣

　　“候鸟”炒股 像坐过山车

　　说起中国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股票，老股民都会众口一词：“000001，深发展”。1987年，深圳发展银行首批1000万元股票上市，可惜一开始人们还是缩手缩脚不敢买，结果只卖出了790多万元；第二支上市交易的股票是万科，上市2800万元股票，也未如期售出。据说最踊跃的买主是深圳沙头角一带的农民，因为他们住得离香港近，耳濡目染，知道股票是好东西，于是一下子就发了；而最幸运的买主是一些党政干部，他们被政府再三动员，带头买股票，据说有的还不得不动用私房钱，结果也意想不到发财了，反而不好向夫人交代，这是闲话，我们放下不提。

　　“山寨股票”五花八门

　　说“深发展”是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股票，是因为当时市面上还有很多“山寨股票”，我用“山寨”两个字，当然方便读者你理解。说到这些“山寨股票”的由头，我们就得说一说上世纪80年代中期涌起的集资热潮。这一股热潮的涌起，当然与逐步活跃的经济息息相关，企业要发展，就得要投资，而伴随着“街边仔”和“万元户”的崛起，老百姓兜里也有钱了，从上世纪80年代中开始，广州市民存款余额每年以近40%的速度往上涨，一头在找钱，一头又有余钱，集资热潮自然方兴未艾，在“深发展”上市的前一年，广州就有近300家企业公开或向内部人员集资，筹集总额高达上亿元。他们找钱的门路也是五花八门，其中不少就是发行“股票”的，有的“股票”可以“保本保息”，有的可以“定期归还本息”，有的还可以“入股自愿，退股自由”。这些“山寨股票”肯定不能用来炒，要想赶上“炒股”的第一班车，还是得去深圳做“候鸟”。

　　“候鸟”看多风浪见好就收

　　做“候鸟”不容易，当时广深之间的交通远没有现在方便，为了赶在交易部开门之前赶到深圳，“候鸟”们天不亮就要出门，在交易部鏖战一天，再回到广州就已是深夜了，除了体力上的付出，更磨人的是在情绪上坐“过山车”。从1987年到1992年广州开通深圳股票异地交易这5年间，深圳早期的股市经历了不温不火—狂涨—狂跌—上涨的轮回，“第一股”深发展最高时每股曾被炒到180多元，最低时又腰斩至60多元，早出晚归的“候鸟”们就这样一会被送上山巅，一会又被抛到谷底；一会儿开往深圳的火车挤满“刀锋战士”，30元一张的火车票生生被炒到三百；一会儿大潮退去，输掉了底裤的人只能掩面而逃。说实话，关于广州最早股民的资料，其实挺难找，好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一期的《南风窗》杂志刊登了一篇题为《股海话人生》的文章，说的是广州刚开通深圳股票异地交易之际，“带头人是少部分原在深圳玩股现班师回穗的广州老股民。这部分人见过‘风浪’，行动谨慎，见好就收， 讲究落袋为安”，寥寥几笔，说尽了这些“江湖老手”受过的惊，担过的怕。

　　散户挂BP机互通有无

　　转眼到了1992年，随着广东省证券公司和广东发展银行证券部同时代理买卖深圳上市公司的股票，广州人可以在家门口炒股了。就在之后短短一年间，街头的证券营业部越开越多，广州的股民一下子增加到了几十万人。为什么短短一年间有这么多人投入股市呢？说白了，当然还是“钱景”和“跟风”效应，尤其是1992年末深指一路上扬，短短几个交易日就从340多点升到360多点，大批新股民抱着真金白银和发财梦火速入场，随即股指震荡，跌回200多点，老手出逃，新手接盘，结果惨被套牢，这样的场景，在之后20多年间一遍遍重演，要不怎么说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呢？

　　不过，这30万人中，还是有不少人赚到了钱的。当时的证券营业部都有大户室，还配备了当时最潮的触摸屏委托系统和技术分析系统，投资在30万元以上者，就可以在这儿用电脑下单了。

　　30万元不是一笔小数目，但一到开市时间，各证券营业部的大户室总是座无虚席，有学者做过调查，当年在大户室里暗战的职业股民，年入二三十万者并不少见，就算在证券公司的大厅里席地而坐、两眼紧盯大屏幕行情、腰间挂着BP机与“炒友”互通有无的“散户”，行情好的时候，一个月也能多上几千元的进账，拿这些数字与当时全市平均4000多元的年收入比一比，你也不难理解，为何新生的股市就算充满了风险，人们也要削尖了脑袋往里钻了，没有风险，又何来财富的梦幻传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