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媒：学历泛滥是台湾失去竞争力的根源？

　　台湾《工商时报》3日发表社论说，台湾上一代的既得利益拥有者，也就是3、4、5年级(上世纪30、40、50年代生人)还在政坛、商界、学术界等各领域拥有巩固地位的这一辈人，要向60后的世代说：“抱歉，让你们辛苦了！”因为政权、金权仍在上一世代手中，而60后世代很难沿袭上一代白手起家模式挤上金字塔的上端，因为他们要先与自己同侪做一番惨烈的竞争，等到探出头时发现上头竟然还没有容身之处。

　　60后世代从呱呱落地开始，就享有上一世代所没有的充裕物质，原本被视为天之骄子，因为他们在物质方面的丰裕，确实是上一世代所难想象的。然而，这一切的幸福到大学毕业之后，就全然走样了；工作难找，薪资不高，拿到的22K薪水，若不当“妈宝”还很难维持自己的基本生活。

　　以2002年的台湾家庭收支调查资料来看，五分位所得的最低层，其平均年消费金额是30.2万元(新台币，下同)，亦即至少要有月薪25K，才能脱离当时最低所得阶层的一员。因此，以现在的22K换算为当年币值，与当时的25K比较，绝不是只差3000元而已，换言之，现在的大学毕业生拿到22K薪水，在90年代应属赤贫，这已经不是“学用落差”四个字可以简单涵盖。

　　当上一世代还在回顾从前拿着一只皮箱跑遍全球的光荣历史时，在这些成功者眼中，这一世代的大学毕业生，都只是外表光鲜，实际不堪一击的“草莓族”。上一世代成功者甚至认为草莓族们是因为自小养尊处优，以致缺乏斗志，从而不愿屈就较为辛苦的工作，更遑论是白手起家或黑手创业了。然而，上一世代的前辈们，忘了当时的大学毕业生，平均每人有3到4个工作机会，而现在却是只要月薪超过30K的工作，就常有数百名大学毕业生竞逐。

　　何以王子与公主会变成落难王孙呢？从下列数字可以看出最主要的原因：1976年时台湾大学毕业生人数只有64,057人，到了2012年大学毕业生人数高达309,333人，是1976年的4.83倍。但这些年间，台湾产业外移，工作机会相对减少，在供给增加且需求减少的劳动市场中，大学毕业生只拿到22K薪资当然不足为奇。值得注意的是两个世代的人对这个现象的看法南辕北辙，上个世代的成功者忘了当时台湾大学生是“稀有财”，有些偏乡能出一个知名学府的大学生，就成了乡长的“政绩”，或称“地灵人杰”；现在则是已经多到路上不小心撞倒的都是大学生。说起来，这一世代的大学生除了自叹生不逢辰，更要怪罪上个世代台湾教育政策的错误。

　　台湾教育政策的严重错误，明确显示在硕、博士生的人数增长。以2002年为分水岭，当时硕、博士毕业生的人数还不到1万人，到了2012年则高达6.4万人，形成“博士满街走，硕士多如狗”的现象。更可笑的是，每年国际竞争力评比公布之后，台当局“教育部”几乎都因台湾接受高等教育人数占全部人口比例名列前茅而沾沾自喜，动辄发布新闻稿，强调台当局教育政策正确，对台湾整体竞争力的排名贡献良多。

　　社评说，竞争力若只看量的表现，台当局“教育部”的“贡献”真的非同小可；然而，若台当局施政太在意排名的高低，就会产生考14分即可进大学的浮滥现象，从而造成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的恶果，而以“延期毕业”躲失业的隐藏性失业更在所多有。这样的教育成效，从人力资源角度来看，应该是“短多常空、虚盈实亏”。

　　对于岛内硕、博士毕业生就业困难的问题，台当局向来以“锯箭法”处理，即借着各种项目计划短期雇用硕、博士毕业生，其中硕士毕业生每月约36K，博士毕业生则达56K左右。如此固然解决了部分研究所毕业生的就业问题，但这些计划都是短期性的，只是借暂时安置来淡化“高学历高失业”问题，并未真正让研究所毕业生能有长期稳定的工作。更严重的是，这些短期计划的工作性质与内涵，并不能让硕、博士生真正学以致用，其中有相当高的比重属于行政事务，与研究所毕业生所受的专业训练并不一致。这又是另一种以量取胜、浮夸矫饰的巧门，沦于剑走偏锋、资源浪费的另一个罩门。

　　因此，3、4、5年级的台湾政坛大老与工商巨擘们，请用另一个角度来看60后的年轻学子们。如果说他们的平均素质不够，应该检讨的是上一世代制订并实施的教育政策出了什么毛病？在感慨下一世代的竞争力不足的同时，应该想到在大学及研究所的规划上，这些年轻人是错误政策的牺牲者。太阳花学运其实传递了年轻世代对上一世代不满的部分信息。

　　我们先把台湾社会竞争力衰退的根本原因提出，一方面是发掘问题的根源，另一方面也提醒制造问题的上个世代要反省和退让；但在同时，竞争力衰退的受害世代，并不因此就可以予取予求。先看到问题，再提出议题，然后寻求共识，一起处理解决，这才是有效化解社会争议的根本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