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为官两年：做到“写作”所做不到的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龙应台：写作所达不到的

　　我在这两年零三个月里，几乎都是在高压到极致的状态里生活，足足七百多天。不过重要的是，我现在已经做出这个决定，就一定不会后悔。尤其是两年下来，我的感觉是，我们扎扎实实地打了两年的地桩，这个大楼的格局清清楚楚地看到了。这种打地桩的工作，是写作所达不到的。

　　本刊记者/苏洁(发自台北)

　　文化的推广，就是要打开一个个制度的死结

　　中国新闻周刊：就任“部长”两年来，第一次动笔，写了《温润，是台湾最珍贵的品质》。如何理解这个“温润”？

　　龙应台：台湾文化的温润，如果你浸淫得够深，会有体会。如果做一个礼貌指标的话，你会发现台湾的礼貌指标是非常高的，而这种礼貌不是表面的，不是形式化的，而是内在的温润。

　　如果讲得深一点，以整个华文世界作为参考系，台湾是一个传统和现代衔接得非常好的地方。它没有比较彻底的、长时间的殖民，当然它有50年的“日据时代”。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对于台湾一直是不太管的状态，真正变得比较紧张是1937年之后。所以相对于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台湾的殖民痕迹是少的。也没有经历和传统文化的大割裂。所以，它的传统和现代是有交融的。

　　举个例子，如果你去台湾的捷运站，地面上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市场，里面有卖菜的、卖香的、卖花的，笼子里是鸡和鸭，一个卖猪肉的妇人，剁一块猪肉还撒一把葱给你，都是最传统的生活方式；从市场坐电梯到地下搭捷运，就完全是一个现代的生活。每个人都在排队，一个有条不紊的现代社会。

　　它的传统和现代衔接自然，并没有冲突。也因为衔接得好，你能感受到它的温润。温润是一个结果，它的因是传统的温柔敦厚和现代的快捷方便的交融。

　　中国新闻周刊：此前你也指出，台湾人正在变得越来越焦虑和急切，追求短线的利益。你非常关注台湾文化中的单一个体，小到民间手工艺人，大到享誉国际的艺术家，你希望通过自己的工作，给台湾人带来什么改变？

　　龙应台：台湾已经是一个相对成熟和开放的社会了。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民间文化有自己滚动的力量，而人民文化气质的形成，政府的角色并不是最重要的。你会发现，在台湾最活跃的是民间的基金会，各种慈善的组织。比如台湾的慈济，不管是台湾本身还是国际社会，面临突发事件，慈济都会第一时间将财力、人力集中，伸出力所能及的援手。他们对于台湾社会文化的构建和动员能力，是政府工作所无法达到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台湾已经发展到一个“弱势”政府的阶段，民间比政府更活泼，动员力更强。那么作为政府部门官员，我所能做的，可能就是做那些民间自由的、自发的、滚动的力量所做不到的事情。

　　第一件，就是为台湾的社会文化培养一方沃土。这部分很大程度上只有政府公权力才做得到。比如说，我们现在正在处理一个难题：台湾的小剧场很难发展，它们的场地非常难找，没办法像欧洲或者美国，能聚成整条街，去让小剧场生存和演出。台湾有很多规定，比如消防法规或者建筑、都市企划的法规，种种规定导致小剧场建不起来。如果我认为让台湾人有机会浸润到这种艺术氛围里是重要的，那么我就会运用自己手中的能量，把营建、消防部门，以及政府各个部门汇集起来，协商调整。在这个事情做成之前，中间也许卡住了三十个关节，“文化部”就要透过制度和协调，把这一个个死结打开，最终让这些民间小剧场有合理、合法的生存空间。

　　再比如艺术银行，这也不是民间力量作能达成的。通过一系列法规、预算，让台湾的公共空间里，能够有自己的艺术家的作品出现，让台湾人更多的了解、认识本土艺术家，这些都是我们所要做的工作。

　　中国新闻周刊：你说艺术银行是你两年来“最骄傲的项目之一”。据说艺术银行的想法刚一出来，是受到了不少质疑的，运作过程也不顺利。对于艺术银行，你的骄傲在哪里，难在哪里？

　　龙应台：艺术银行这个事情，已经谈了很多年了。最困难的是，如何让这个谈了很多年的事情，最终落实。因为一个理想的实现，需要处理很多实际的细节。可能你看到的是很多成果，台湾艺术家的作品能够在机场、车站等公共空间被看到，走出庄严的艺术殿堂，来到民间。但幕后的工作非常辛苦。

　　首先甄选的过程，就要做很多取舍，比如对艺术家年龄的限制、对作品选择标准的制定，要做大量的咨询工作。

　　再比如，艺术银行的运作如何能够持续，买了作品进来，是否出售？如果卖，民间艺术市场就会有反弹——怎么你公家要和我们争市场？如果不卖，那么每年买那么多作品进来，如果有的作品十年没有人租，怎么办？如果买的作品，最终升值了，到底卖不卖？所以买卖之间，要做无数的斟酌、讨论。

　　其实，艺术银行面临的问题，也很像“文化部”面临的种种问题的缩影，最典型的就是典章制度的建立。讲一个例子，比如一幅画在运送的过程中碰坏了，你是把它丢掉，还是要修补这幅画？如果修补，那么是否会破坏艺术家作品的原貌？买了作品之后，和艺术家的权利义务关系是什么，可不可以因为这部作品十年都没有人租，我就把它销毁，或者捐出去？所以这些都要通过契约来确定。对于我们来说，文化的推广繁衍，与这些繁琐的行政也是休戚相关的。

　　中国新闻周刊：这两年你对保存传统文化倾注了大量心血，包括对古迹的修复，对传统手艺的传承。但不可否认，对于现代社会、年轻人来说，传统文化越来越远。在你看来，如何让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生存不那么艰难？

　　龙应台：的确，我们看到现代的年轻人哈日、哈韩，对于外来的新潮文化“马上就要”；或者现代的年轻人更青睐电子阅读，他们交朋友、沟通的方式都已经完全电子化，但传统文化、生活方式的空间仍是有的。以我为例，台湾美术馆的周年庆，我都会亲笔写信祝贺，用毛笔、竖版的传统方式。当然，可能现在这样做的人已经少之又少了，现代人比较习惯发E-mail，用字句不全的方式来表达。

　　我觉得保存传统文化，就像放风筝。当风筝越飞越高，风越来越大，风筝眼看就要脱线的时候，你的手抓得越紧。所以你会同时看到，台湾现在哪个古迹要被拆的时候，直接去街头抗议的反倒以年轻人为主，他们还是在乎的。而且，现在以流行方式传播传统文化的，也还是有。比如周杰伦的歌，比如林怀民的云门舞集。

　　在现代家庭里，也会有父母给小孩子读经，让他们更多了解传统宗教文化。所以，在台湾几乎是俯拾可得传统文化的“再生”。

　　大陆也会有，比如当年于丹讲《论语》，会那么流行。我想这都是因为手里的风筝线快要断掉了，大家才会抓得越紧，那种渴求是一样的。

　　我这样一个人，到底怎么做是对的

　　中国新闻周刊：两年前刚任职，你形容自己当时“像踩在软绵绵的沙滩上，双脚还没有站稳，一个大浪又来了”。如今两年过后，这种感觉有没有改变？

　　龙应台：当时的感觉是这样的(笑)，现在有很多改变。

　　第一年之所以会有那样的感觉，是因为“文化部”是一个来自几个完全不同部门的人，集合在一起。自己都不知道“文化部”要干什么。但社会对你的期待又特别高。所以就变成，一方面别人要看到你马上有成果交出来，另一方面我连员工都还没开始训练。我的员工都不知道坐在他对面的人是谁，更不要提建立共同的目标，共同的工作方法。科长不知道他的上司长什么样，你怎么“打仗”？所以，头两年大概是最辛苦的部分。

　　现在两年结束了，我自己比较安慰的是，团队形成了。彼此间的默契也建立了，观点如何表达、共识如何形成，现在基本上都有了雏形。

　　中国新闻周刊：是不是有时候也需要让身段更加柔软，去适应官场生态？

　　龙应台：(笑)我够不够柔软？很难说啦。应该说沟通很重要，面对现在“立法院”的生态，我努力试图变柔软的部分是，我告诉我自己，任何时候如果你对我的政策有质疑，想要了解，我任何时候都可以到你面前，向你解释。这是我认为我在变柔软的部分。

　　但是，如果我认为这个质疑是不合理的，或者你想要通过预算、资源来作交换，我是无法接受的。因为你支持我的预算，是为了台湾社会整体的进步，不是为了我们之间的资源交换。有很多政治人物，为了所谓的“政通人和”，是这个也愿意做的，我认为这可能是他们比我“柔软”的部分。而这一部分，我比较“不柔软”。

　　所以，一方面，人们可以赞美我说“龙应台还是有所为有所不为”，一方面也可以严厉地批评我“不够柔软”，我承认。

　　说我不够柔软，我完全接受，因为我常常想要做一些“抵抗”，因为我的公务员的辛苦程度，我是很不忍心的。所以，能够帮他们抵挡的，我都争取去抵挡。所以，这个压力不只是抨击式的压力，还来自于我该怎么带这个团队。

　　中国新闻周刊：在台湾做官，可能一个必修课就是“挨骂”。两年来，你如何应对质疑、甚至误解？

　　龙应台：还有被侮辱也在内(笑)。

　　这些年，我在心理上也做了很大的调整。事实上，这些年台湾社会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在1999年到2003年，在台北市政府工作的时候，那时候我也是官员，那时候也有媒体。我这一次会同意进来，再做公务员的时候，一个认知是觉得，我在1999年到2003年的那种辛苦程度，已经经历了，没有什么事情会比那个时候更辛苦了。有什么好怕的？进来以后发现，我那时候的假设是错的。为什么？媒体这一块变了。当然，媒体变了也不见得是因，它有可能是个果，因为有很多其他的事情变了。

　　最大的差别在于，13年前，一样的辛苦，可是媒体有一个健康的正义感。那个正义感，使我一个文化人进到政坛来做公仆，会觉得媒体有一种珍惜和呵护。它有一种包容、期待和鼓励。当你在政治的明枪暗箭中受伤的时候，你会觉得还好有一个力量帮我主持正义，那就是媒体。

　　但两年前我再回到政坛，发现一切都变了，而且是质变。而且变的原因我都无法理解，那就更深层了。

　　当然，也还是有正义之声。比如公共电视的董事会选举，有媒体实在看不下去。又一次评选失败后，《联合报》和《中国时报》，同一天都在挞伐这件事情。所以公正的声音还是在，但整个生态环境变了。

　　中国新闻周刊：是否会后悔自己当初的选择？

　　龙应台：后悔倒是不会啦。只是，有时候我难免会思索，我这样一个人，如果要对台湾、对华人世界有任何贡献的话，这是不是我最好的位置？因为写作是我的本位，到底写作是对的事情，还是现在做的是对的事情。

　　中国新闻周刊：会怀念以前写作的日子？

　　龙应台：当然会。因为我在这两年零三个月里，几乎都是在高压到极致的状态里生活，足足七百多天。不过重要的是，我现在已经做的这个决定，就一定不会后悔，尤其是两年这个阶段完成的时候。两年下来，我的感觉是，我们扎扎实实地打了两年的地桩，这个大楼的格局清清楚楚地看到了。这种打地桩的工作，是写作所达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