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会”首长，台湾官场易耗品

　　24日，“劳动部长”潘世伟请辞获准。仅仅10天前，他的另一位“部长级”同仁、“教育部长”蒋伟宁，也以同样的方式告别了马江执政团队。

　　不管是蒋伟宁的论文造假风波，还是潘世伟的不伦恋道德争议，都难说是多确切的瑕疵。但说辞就辞的两人，下台后都不提冤屈、未见失落，反而多了一份轻松快意。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在台湾官场，政务官是绝对的易耗品，“部会”首长尤其如此。潘世伟们对此早有心理准备。

　　不经选举却须对民意负责

　　政务官，在岛内官场是一个特定群体——“随政党进退、政策变更而定去留之人员”，他们不经选举、任期不确定。马英九曾以篮球赛来比喻“阁员”等政务官的变动，“球赛每一节都有不同的节奏，球员也会有上有下”，“重点是当下的需求，用人适才适所”。

　　像潘世伟、蒋伟宁这样的“部长级”政务官，虽然很少通过选举产生，但一直站在为选民负责的第一线。因为如果他们的所作所为不得民心，很可能就会连累执政党的支持度和未来选情。因此，马英九所谓的“当下需求”、“适才适所”很容易理解，你能否符合当下的民意需求，就是你是否适才适所的关键。

　　马英九上任后，就为政务官定好了退场机制。“考试院”2009年通过的“政务人员法”规定，政务人员因决策错误或主管政务发生重大失误，应辞职以示负责，或由任命权的长官随时予以免职。

　　其中第21条对政务官的去留明订“自律”规范(请辞)：“因决策错误，或主管政务发生重大失误，对台湾或人民造成重大损害者”、“对部属执行政策疏于监督，严重影响人民权益者”、“因言行重大瑕疵，影响其声誉及‘政府’形象者”、“因健康或其它原因难以行使职权者”，有此情形时应辞职以示负责。而如果政务官坚不请辞，第22条的“他律”规范(免职)就会发挥作用。

　　扁马时代“内阁”团队朝不保夕

　　在岛内政坛，“劳动部长”(此前的“劳委会主委”)、“教育部长”其实都不算“短命”。自2000年开始，“劳动部长”共有5任，前4任平均任期长达1130天，和“法务部长”都是更替最少的“部会”；“教育部长”共有6任，平均任期861天，也只有平均任期931天的“交通部长”可以媲美。

　　如果要评“内阁”易耗品，自2000年以来同样产生过9任的“财政部长”(平均任期540天)、“经济部长”(平均任期582天)和“国防部长”(平均任期604天)，都是热门候选。而陈水扁时代只当了47天“经济部长”的宗才怡，马英九时代只干了114天“财政部长”的刘忆如、只当了6天“国防部长”的杨念祖，则是最短命“部会”首长的有利人选。

　　其他“部会”首长，虽然没这么典型，但也都是在刀尖上跳舞的角色。这14年来，“内政部长”、“卫生福利部长”换过8任，“外交部长”、“科技部长”则产生了7任。当然，论起上下台频率，这些“部会”首长的顶头上司才是顶级易耗品：自陈水扁执政算起，身为台当局最高行政首长的“行政院长”，至今一共产生了10任，前9任平均任期517天，最短的唐飞只当了139天……

　　民粹让政务官放弃专业坚持

　　责任政治本是民主政治的常态，但进入民主化阶段后，台湾选举日益增多，政务官选拔、问责标准严厉，但政绩反而越来越不堪。这些年来，政务官动辄为平息民怨和消除舆论压力辞职下台，几乎成了台湾政坛的家常便饭，也成为执政团队的一大隐患。

　　台湾学者施正锋认为，“部会”首长动辄拍拍屁股走人，导致的恶性循环是，反正位子也坐不久，官员就少做事，有争议的法案就不提，没办法向媒体解释的法案就不提，结果影响了施政的平稳度和持续性。

　　台大政治系教授王业立则认为，政务官换得太快，确实无法让政策有效推动，因为他们需要时间熟悉政策，才能推动业务。过度重视民意或受民粹牵制，专业的官僚体系就会被打得没有自信，或者行政官员干脆放弃专业坚持。

　　当这些从精英中选拔出的“部会”首长，无一例外地沦为官场易耗品，台湾的真正问题也就来了。(海峡导报记者 刘强 实习生 张云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