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记忆“追踪者” 蓝博洲写台湾共产党人悲歌

　　夕阳西下，台北新店溪畔的马场町纪念公园里，人们散步、游憩，享受着恬淡的周末时光。时间拉回1954年3月16日，一位叫张志忠的壮年男人在这里被秘密枪决，而他年轻的妻子季沄早在3年多前就倒在了这同一处刑场。

　　1993年，作家蓝博洲几经查访终于来到台湾嘉义新港至云林北港公路旁的一处荒冢，那里长眠着的就是张志忠、季沄两位牺牲在上世纪台湾白色恐怖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数十年间，这对夫妻仿佛“历史的失踪者”，即便其分布两岸的亲人也并不真正了解他们用生命写下的悲壮传奇。

　　历经十余年调查采访，蓝博洲写就纪实文学作品《台共党人的悲歌》，让那段消隐的往事重回公众视野。14日，该书简体版发表会在北京台湾会馆举行。此前，蓝博洲接受新华社记者独家专访，讲述了30年不断重返“历史现场”，不懈“追踪”近现代宝岛记忆与两岸历史的心得与思索。

　　“张志忠死于壮年的人生反映了台湾人民追求进步的奋斗史，体现了台湾与大陆的历史联结。”

　　1910年出生在台湾嘉义贫苦农民家庭的张志忠，1960年出生于台湾苗栗的客家人蓝博洲，他们的生命看来本没有什么交集。

　　因为大学时受到陈映真、杨逵等台湾左翼作家的影响，蓝博洲对自己理想文学之路有了方向，在那个禁锢的年代埋下了追索历史真相的念头。

　　28岁时，蓝博洲创作了《幌马车之歌》，一时轰动台湾，电影导演侯孝贤后来在《悲情城市》和《好男好女》两部电影中都借用了这部纪实文学作品。但回想写作历程，蓝博洲最先提起的是更早的作品《美好的世纪》。

　　“写了这么多人，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第一位。”蓝博洲说的是生命终结在32岁的台湾医生郭琇琮。

　　出身台北望族的郭琇琮生于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有着强烈中华民族意识的他曾因成立反日学生组织被捕判刑。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发后，台湾知识分子对国民党政权的腐朽感到失望，青年领袖郭琇琮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0年5月，郭琇琮被捕，同年11月就遭杀害。

　　37年后，《人间》杂志的年轻记者蓝博洲偶然听说了这个被隐匿了的传奇故事，并“寻踪”找到郭琇琮的遗孀。“老太太的叙述特别清晰，后来我才知道，郭琇琮牺牲前曾偷偷传递消息给妻子，要她若能活下来一定把他们的故事写出来，将死的他竟连题目都想好了，就叫《美好的世纪》。”蓝博洲说。

　　这次采访改变了蓝博洲后来的人生。他告诉记者，老人说丈夫的遗言是“把我的尸体用火烧了，把骨灰撒在我所热爱的这块土地上，也许对老百姓种空心菜还有些帮助”。

　　“这给我极大的震撼！郭琇琮的生命之所以感人，并不是他轰轰烈烈的英雄事迹，而是他对待生命的态度。我看到我们前面还有这样的台湾人，有这样无私的人格和理想主义。”蓝博洲说，“那时，我就确定了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之后的人生不做别的了，专心把郭琇琮这样的台湾人一个个找出来。”

　　从此，蓝博洲扎进浓雾遮罩的隐秘历史，一路不辍。于是，他“遇见”了张志忠。

　　《台共党人的悲歌》讲述了当年中共在台地下组织领导人张志忠夫妇及其子杨扬的故事。蓝博洲说：“张志忠45年短暂的一生典型地反映了这个时间跨度里台湾人民追求进步的奋斗史。”

　　“更重要的是，张志忠的生命并不孤立在台湾岛内。”蓝博洲认为，生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张志忠从年少参加中国反帝运动开始，一生的理想与实践都饱含爱国主义，“体现了台湾与大陆的历史联结”。

　　据考，1924年，14岁的张志忠赴厦门集美学校就读，参加了闽南学生联合会并担任刊物主编。1932年，他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于同年入党，其后回台建立党组织，因被检举而遭日本殖民当局逮捕。次年，他装疯得以脱狱，逃亡大陆。全面抗战爆发后，张志忠被派往八路军129师，从事对敌宣传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于1946年返台，后任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委员兼武工部长。1949年底，张志忠夫妇被捕，狱中始终坚贞理念，直至牺牲。

　　“我这本书里写的是张志忠个人及家庭的故事，更是台湾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亦是两岸中国人命运与理想紧密相连的一段历史。我想，这本书最大的意义是希望引领两岸读者深入了解历史真相。”

　　“他们都是爱国的台湾人，希望祖国统一。‘独’派扭曲历史，拿前人鲜血作政治资产，何其可恶！”

　　台北市区东南，有一个叫“六张犁”的地方。山间连片的墓园里“隐藏”着多处乱葬岗，裸露在坡地上的一截截石桩下埋葬着台湾白色恐怖时代的受难者。

　　蓝博洲曾拍摄过一部纪录片，将镜头对准了这片直至1993年方被意外发现的“历史之坟”。30多年间，他“追踪”的脚步遍及宝岛，更延伸至大陆，借由详实的采访与写作，让一个个高尚的魂灵“复活”于当下。

　　“我看到那些早亡的台湾青年爱国的热血，我要将台湾那段历史的真相一一出土！”蓝博洲说。

　　一路走来，写下20多部著作，“非畅销作家”蓝博洲始终不改初衷。他的纪实文学作品让一具具火热的躯体从历史深处走出，散发着青春、理想与爱，直捣人心。

　　《幌马车之歌》里，台湾客家青年钟浩东和妻子跨越海峡回大陆参加抗战，历经烽火迎来民族胜利和家乡光复。然而，充满爱国情怀的他却倒在1950年代白色恐怖的枪口下。

　　《寻找祖国三千里》里，留日台湾学子吴思汉穿越朝鲜半岛和东北、华北沦陷区，历险返回大陆投身抗日。1950年，马场町刑场上，这个曾在鸭绿江边喊出“祖国啊，请你看我一眼，你的台湾儿子回来了”的年轻人身中三弹，生命定格在27岁。

　　……

　　“我书里的这些台湾年轻人都充满了理想主义，他们家境都不错，从小接受较好的教育，是台湾社会的精英，但他们同情底层群众，选择加入中国共产党，为追求社会进步将生死置之度外。”蓝博洲说，“他们都是爱国的台湾人，都希望结束内战，实现祖国统一。”

　　蓝博洲曾带记者回访白色恐怖时代台湾“红色青年”的“逃亡行迹”。站在来过不知多少次的田野工作据点，他说：“国民党在台湾长期的反共教育曾让人不敢碰触那段历史，而后来‘独’派势力和民进党为操弄‘省籍’矛盾，肆意歪曲历史，塑造出‘中国人屠杀台湾人’的假象。”

　　蓝博洲清楚地了解，台湾白色恐怖时代的众多受难者是不分“省籍”的，而他主要选择以“本省籍”台湾人为写作对象，正是要针对“独”派史观的扭曲与欺罔。

　　在“追踪”宝岛记忆的过程中，蓝博洲始终坚持以中国历史的大视野去关照、理解台湾所走过的不平凡历程。

　　“认识台湾的历史命运，应该上推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西方列强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从1874年日本出兵台湾的‘牡丹社事件’，到甲午战败、乙未割台，台湾可视为列强侵华的起始点之一。”他说，正是在那样的背景下，台湾人怀抱家国情怀开始寻找出路，产生出寻求进步的各种思想者和实践者。由此，进而看待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与1950年代的白色恐怖时代，就能理解他笔下那些不惜牺牲生命的台湾青年，也才能真正看清历史。

　　在蓝博洲笔下，大都是半世纪前殒身于青春之际的台湾人。“他们的理想、实践及其背后的精神，需要被今天的台湾年轻人看见，他们的生命传奇是一面闪亮的镜子。”他说。

　　“每一代人有自己需要面对的问题，我们这一代人要把自己该做的做好，不要把一些问题留给下一代。两岸关系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早晚要解决。两岸青年要有历史感，不忘真相，才能掌握未来！”蓝博洲告诉记者，自己还有很多采访素材，故事还会继续。(记者陈键兴 查文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