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男足“兵败”：卡马乔充当了“替罪羊”角色

　　文/李绍飞

　　对于中国惨败于泰国的批判与讨论仍然没有降温，国足三封道歉信也承认，“兵败合肥”的过程和结果不正常、不可接受。但对背后的原因并未给出确切答案，尤其是有关赌球的传闻，没有任何正面回应。

　　无论传闻真假，但腐败一直是中国足球的一大毒瘤。南勇、谢亚龙系列腐败案一度引发中国足球界的地震，尤其是对圈内人产生了极大的警示影响。

　　但令人担忧的是，“足球地震”过后，中国足球反腐工作似乎无声无息。到现在，对于赌球等违法违规事件，如何收集证据，向哪个部门报案，违规者应该得到什么处罚等一系列问题，依然没有明确具体的法律细则出台。

　　这样的情景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十多年前，龚建平案发生，震惊国内足坛。之后南勇、谢亚龙案对于中国足球的冲击和破坏远超前者。不变的是，中国足球反腐似乎始终处在“风暴式”的模式中，缺乏长效稳定的反腐机制。

　　这背后的原因是复杂的。其一，体育类法规的滞后和缺失，对操纵比赛、赌球等违法行为并未给予明确的界定，对司法如何介入、应予何种制裁也无明确的规定。

　　《体育法》对此的规定过于原则性，对利用竞技体育从事赌博活动的，由体育行政部门协助公安机关责令停止违法活动，并由公安机关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给予处罚。有贿赂、诈骗、组织赌博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刑法》对此的规定同样模糊。

　　其二，内部处理成为习惯。一有问题，往往由“替罪羊”承担全部责任，最终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此次兵败合肥，卡马乔就充当了“替罪羊”的角色。

　　其三，司法机关与体育部门联系不够通畅，缺乏有效的机制保障。以赌球为例，每年数千亿元赌球资金监控，对于足协而言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司法机关一家也难以全面掌握相关信息，这就需要双方长期而密切的联系。

　　由此看来，当务之急是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制定体育领域内违法案例的处罚细则，做到有法可依。同时，让司法介入体育领域常态化，进一步构建包括足球在内的体育监管长效机制，向纵深发展。

　　当然，这一过程中，媒体的监督作用不可或缺。目前，社会媒体更多停留在对于运动员、裁判等个体监督，对于足协等体育团体的监督力度尚显薄弱。因此，应进一步加强信息披露制度，提高行政监管的执法效率和执法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