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谈《天注定》 称要做与时代平行的讲述者

　　日前，贾樟柯做客“南方国际文学周”“大家对谈”活动，与诗人翟永明对谈电影创作中虚构与现实的关系及电影中的诗意与暴力。对于这部2013年戛纳电影节最佳编剧奖的电影作品，贾樟柯表示，这是他“第一次用电影来思考和理解暴力的问题”。

　　“描述过程，而不是评论”

　　周克华银行抢劫案、邓玉娇刺官案、胡文海持枪杀人案和富士康跳楼案——在贾樟柯的新作《天注定》里，四条叙事线隐约闪现以上轰动全国的社会事件。

　　“的确是生活里发生的这些突发事件让我产生了拍这个电影的想法。我想拍一部电影，回到事件可怕的时刻，去描述过程，而不是评论。”贾樟柯说。他想重拾事件的本身，描述人处在事件中的情感、思维与处境，而这恰恰是大众在微博、报纸、杂志的热烈讨论中忽略掉的。

　　“这些年我积累了很多这样的案例，我所关注的这四个故事最终都是悲剧，都是用个人暴力抵抗的悲剧。社会这么快速的发展，带来诸多的社会问题，特别在缺少一个正常的沟通渠道之后，就有一些悲剧出现。”他说。

　　贾樟柯为了打破悲剧的偶然性和个案感，特意借用四个人物的结构，镜头景观从中国的南方到北方，主人公从50多岁的老矿工到19岁的打工少年。影片风格还与贾樟柯一贯的表述方式截然不同，带有明显的西部片和武侠片印迹。

　　“做一个与时代平行的讲述者”

　　个性鲜明的纪实性风格与强烈的现实人文关注，贾樟柯的电影凭借这两点长期卓立中国影坛。独特的自我表达，在他眼中，并非是要拍导演自己的事，而是用独特的观点拍更加公共的事物。

　　“当一个导演站在这样一个社会里，你要对人的命运有基于历史、社会和美学纬度上你个人的判断，真实地呈现你的判断和感受。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这个时代的东西给你一种吸引，那它就有一种共鸣性，因为能吸引你的，一定是吸引公众的。”贾樟柯说。

　　观众对于电影剧情的诉求，往往超过了对影像中的日常生活，中国人尤其如此，热衷电影中的幻想与虚拟感，这又反过来影响了电影工作者的创作。“在电影里出现生活中真实的遭遇，对真实当下社会有直接的反应，变成全世界都要解决的问题。”贾樟柯说。

　　虚构或者非虚构，电影里人物的命运一定要跟这个时代的真实发生对应，这是贾樟柯理解的一个中国导演的使命。他说：“我要做一个与时代平行的讲述者。”

　　“电影的诗意是所谓心有灵犀的东西”

　　贾樟柯的童年里有一件很难忘的事。有一年冬天，家乡刮大风，同学的妈妈失踪了。大风过后，孩子们分头帮忙去找，发现巷子里一堵墙倒了，那个母亲被压在了下面。后来每个刮大风的日子里，贾樟柯都有失落的感觉，胸中都有块垒想要抒发，这正是他理解的诗意。

　　“拍电影也不是通常理解的长河落日、大漠孤烟才是诗意。”贾樟柯说：“电影中的诗意是一种精神性的，就是所谓心有灵犀的东西，就是一种被感染的时刻。”

　　诗人韩东的诗集《重新做人》，用生活者的眼光速写日常景观，让贾樟柯觉得“诗意是跟我日常生活有关系的”。他说：“它是对我们生活崭新的描述，有一种对自己生存的突然醒悟，对我们熟视无睹事物崭新的视觉，这个描述让我们看到了我们的庸俗和盲点，这就是所谓的诗意。”

　　常规的电影都是叙事性的故事。“好的故事里一定是包含诗意的，就故事本身的推进、人物的命运一定是推进到某种诗意的时刻，观众才能感同身受，才能有一种美感。”贾樟柯说。　　　　　　　(陈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