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摇滚上月球》:罕见病患儿父亲们的摇滚梦

纪录片《一首摇滚上月球》海报。

　　也许是心情转换，慢慢地面对台湾的新闻已养成了被动的态度。也就是说，除非与朋友交谈之间、别人提起觉得需知道的事，我才会以自己的通路避开台湾媒体平台，才能客观地了解台湾发生了什么事。这一种疏离的感觉有时让自己觉得很不应该，但是却无可奈何。近年来越是身在台湾的时间，越是要小心地拒绝台湾的新闻媒体，以免让自己也成为它们挑拨的对象，因为此刻的台湾已鲜有媒体不带主观立场的报道了，媒体名嘴与新闻媒体人一家亲已十数年，积非成是已是常态，越辩越明只是传说。这几年我只能这么小心翼翼地面对，不再容易愤怒、也不因此沮丧，这样才可以小心地保护好自己的生活以及对于家乡的情感。我仍常常跟友人说：台湾依然是舒服美丽的地方，当你关上新闻频道、不看当地的报纸。

　　中秋节匆匆地回台湾两天，在安排得很严实的工作行程中，最后一件事是去观赏朋友推荐的电影《一首摇滚上月球》试映会。这些年看了一些纪录片十分着迷，喜欢这种电影形式，它是一种活生生、实实在在的生命纪录，朴素得动人。《一首摇滚上月球》就有着这样的内容。它记录着几位身处在有罕见疾病孩子的家庭里的父亲，组一乐团的过程。在过往许多煽情的肥皂剧、或是煽动新闻里面，对这样身在困境的男人的描绘，常常可能是会最先落跑的那个人。然而肥皂剧、新闻与真实人生最大的差距，却是拨开煽情的外衣后，真实世界里有许多我们可以体会，却不容易接触到的真实情感——— 因为往往这些都会被主流平台上狭隘眼光的主事者舍去。看完了《一首摇滚上月球》以后，久久不自已地在回想其中的片断，不禁刻意地去搜寻了一些数据。我惊讶地阅读到导演黄嘉俊先生拍摄动机的说明中提供了一个数据：“在台湾男女自杀的比例为二比一，在9·21时灾区的比例更高达四比一。”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数字，换句话说男性在传统教育下，造成了在受到挫折时自我承担的压力，相当于二至四倍于女性。数据中，在台湾罕见疾病家庭里，每八个家庭中有一个家庭的爸爸选择了落跑，而其余七位成了另一道不易被阅读到的人生风景。我想这是为什么《一首摇滚上月球》这纪录片如此震撼而打动我的地方，我们终于不再只是聚焦在那八分之一的肥皂剧与煽动新闻，而是看到了六个平均年龄52岁的中年男子，他们都是罕见疾病孩子家庭里的爸爸，有教会行政、出租车司机、捏面人师傅、网页设计师、补习班老师以及中学代课老师，因为有着相同的境遇而结盟，除了一人外，其余五人与摇滚乐素昧平生，他们决定在与人生奋战之际同步组成一个业余的摇滚乐团，并取了一个名字反映出他们最理想的生活———“困熊霸”，闽南语音译的意思就是“睡到饱”！

　　在一个多小时的纪录片里，透过导演目光剪辑后的作品里，看到这六位老爸不时地扛着抽痰机、呼吸器、轮椅以及自己心爱的孩子，周而复始地穿梭在他们封闭的生活中，而练团是他们少数离开真实世界的途径。在音乐里面他们找到了一个小小的出口，他们的摇滚因为无多余时间打磨，所以生涩而粗糙。不知道为什么我听起来却是如此浪漫，不似娇嗔装少年的台式揺滚，也非继续贩卖心中已不复存在的梦想的姿态。电影记叙的两年中，他们每一周练团一次，聚会时间不是很长，却因人性相惜之火花四射。导演还说明：我们能看到的月亮一直都是光亮的正面，而黑暗的那一面就如同罕见疾病家庭一样，那些不为人知的辛酸，罕病家庭里的男人“罕爸”们更是如此，藏在背后的那块黑，还会随着时间的累积，从Full M oon慢慢地侵蚀……到最后连一片光芒都不剩的新月。

　　如许多纪录片的手法一样，时间、地点、过程明确得让人不得不挺着腰与当事者直视现实，而以海洋音乐节为倒数如同一个不实际的梦想。我很感谢导演没有拿此刻意制造戏剧张力，甚至对乐团未被入选也不作煽情的讲述，重点都落在生活中的平常处，让整个纪录片不时渗出人与人之间因为互相体谅与了解的温度。看着这些平凡的台湾中年男人与他们所爱的家人之间的互动，偶尔在生活中他们随口看似不经心说的一些话，远比媒体天天绞尽脑汁编辑出来的惊天动地煽情头条标题，更能打动人。例如：患病女儿能如正常人般参加大学考试时，父亲出发前在车上感恩祷告、要求与母亲牵手的口气等等。许多真实人生里的只字词组，一点一点累积而丰富了整个影片，并且不断地让我感受到那都是我们所熟悉的，爱。

　　看完影片后的这两天，我一个人在北京过着中秋节。台北应该会因为刮风而下雨，而北京异于过往的秋高气爽，微雨多雾。今晚两地一样都看不到月亮，但是我依然知道自己是如此幸运与平凡，不禁反复想着这一年来最常用的来自于宋词人邵雍作品：“月到天心处，风来水面时，一般清意味，料得少人知。”幸好人与人之间有着共同的语言，关于“爱”这个微小而基本的情感，终将带领我们穿越过人性中的恐惧、贪婪与自私，而回归到自己内心最真实而平凡的渴望。（姚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