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眼中的前苏联战争电影：曾经激励一代人

　　10月31日，由俄罗斯导演费多尔·邦达尔丘克执导的反映前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电影《斯大林格勒》在国内公映，截止到11月7日，该片的票房达到了6000多万，对于投资仅3000万美元的小成本制作来说，这个成绩还算不错。随着《斯大林格勒》的上映，勾起了很多观众的前苏联情结，不管中苏关系在特定的年代是多么的阴晴不定，但很多的中国观众都或多或少受到了前苏联文学作品或电影的影响，这其中，前苏联的战争电影居功至伟……

　　恋爱时看了三遍《列宁在1918》

　　晚上六点钟，位于海淀区玉渊潭南路普惠南里13号的基辅餐厅已经变得热闹起来了，这家门脸不大的餐厅会让初来乍到的人惊奇，这真的是传说中的基辅餐厅么？不过顺着台阶走下去，走道两侧全是餐厅邀请的乌克兰歌唱家的照片，迎面一面红旗，往右一转，小小的门面下别有洞天……

　　65岁的仇亚荣像往常一样领着几位老哥们走了进来，他们在一张长方形的条桌上坐了下来，在其中的一位开始点菜时，老仇已经被餐厅中几位来自乌克兰的歌唱演员们的歌声吸引住了，“你静静地飘落，铺满金黄色的山坡，你轻轻地歌唱，流进弯弯的小河，风儿把你送入天空，你仍在飘落……”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首前苏联战争电影歌曲《落叶》，是电影《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主题曲，每次听到这里，我都被深深地打动了，百听不厌。”老仇一面这样告诉记者，一面站起来冲上去，激动地拥抱了一位胖胖的女演员，两人还一起合了影。

　　仇亚荣退休前在中国记者协会工作，但是他跟前苏联的渊源却可以追溯到上小学阶段，当时正值中苏关系的蜜月期，就读于史家胡同小学四年级的仇亚荣常常能够在学校中看到来访的许多苏联专家，在此后的两年中，他跟一名叫卡嘉的苏联小女孩保持着通信往来，他清楚地记得卡嘉除了给自己寄过相片外，还给自己邮寄过苏联的邮币，而自己送给她的礼物也珍贵异常，那是当时加入少先队后领到的第一条红领巾，是用红绸子做的，“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跟一个异国人发生联系，也从中奠定了我的俄罗斯情结。”

　　跟姜文在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描述的军队大院的子弟们相似，仇亚荣所在的“国家计委大院”也是在当时观摩内部电影的“天堂”，这家叫“红塔礼堂”的电影院在当时的京城名声赫赫，位列北京四大礼堂之首(其他三个是地质、物资、政协)。也就是在这里，仇亚荣看了很多前苏联战争电影，比如《列宁在1918》、《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士兵之歌》等。

　　“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老仇的一名战友在餐桌上打趣道，这一下子打开了他的记忆闸门，“《列宁在1918》这部电影还是我谈恋爱时看的，我跟她看了整整三遍。”老仇的爱人是一名工程师，退休前就职于中国电力设备有限公司，退休后她被返聘，目前在俄罗斯工作，帮助当地的一家企业做项目，在夫妻俩刚退休的几年里，两人两次去俄罗斯旅行，一圆年轻时的俄罗斯情结。

　　老仇聊起自己的俄罗斯情结时总结了两点，一是当知青和当兵时的情结；另一个是红卫兵情结。当时的莫斯科餐厅是仇亚荣跟小伙伴们常去的一个餐厅，“反正是谁身上有钱就吃谁的，没有钱的孩子就跟着吃。”而这种大锅饭式的吃饭方式也是当时北京部队大院孩子的一个特色，这个情节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有生动的表现。在老仇退休后，莫斯科餐厅和基辅餐厅就成了他跟老哥们儿聚会时最重要的场所，“老莫的价格比较贵，做得也比较好；基辅餐厅有乌克兰特色，中间穿插的功勋演员的表演很容易将人带回到我们的年轻岁月中去。”

　　老仇的爱人曾经在私下里对于俄罗斯人的性格作过总结，“俄罗斯人都特别好酒，但是喝完后却什么都忘了；其次是年轻的俄罗斯女孩一个比一个的俊；真正的俄罗斯人内心都很高傲。”

　　“俄罗斯情结或者说前苏联情结是我们这一代人挥之不去的记忆，对于我们这些男人来说，前苏联战争电影在其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们中真有人是在看了这些电影后才去当的兵。”老仇说。

　　女观众连看五遍话剧《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说起前苏联战争电影，我脑海中首先闪回的镜头就是：一个士兵要去前线参加战斗，此去九死一生，电影中的一名女护士毅然把自己的初夜献给了这名年轻人，这是多么伟大的人性描写啊！”76岁的翻译家、剧作家童道明这样告诉记者，在听到正在上映的《斯大林格勒》电影时，他肯定地说，“虽然我没有看过这部电影，但相信这部影片中一定有对战争中个体的命运关注、悲悯情怀和人道主义精神，这是前苏联文学的伟大传统，也是前苏联战争电影的主要特点之一。”

　　童道明1956年赴前苏联留学，1960年肄业于莫斯科大学文学系语言文学专业。作为一名文学系的学生，年轻时候的童道明对于前苏联文学中透出的人道主义情怀仰慕不已，而前苏联战争电影除了具有人道主义情怀外，更是将战争中对于人的命运的关注发挥到了极致。

　　根据肖洛霍夫的同名小说拍摄的《一个人的遭遇》(1959年)是让童道明记忆深刻的一部前苏联战争电影，该片获1959年莫斯科国际电影节大奖，并获1960年列宁奖金。影片的大致故事是：卫国战争爆发后，曾经是红军的索柯洛夫又被征召入伍，离开了妻子和三个子女。他在一次空袭中被俘虏，尝试逃跑但没有成功，被撵到石场干活，后又被分配去给一个军官开车。一次难得的机会中，他趁着敌人松懈时开车把军官的公文包送到苏军阵地，立了大功。回到家乡，他得知妻子和两个女儿都在一次轰炸中遇难，而已经升为大尉的儿子也在他回去不久后殉国。万分痛苦的索柯洛夫最后收养了一个小孤儿。

　　值得一提的是，这部电影的导演正是目前上映的《斯大林格勒》的导演费多尔·邦达尔丘克的父亲、前苏联国宝级电影导演谢尔盖·邦达尔丘克，他另一部扬威国际的电影是改编自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

　　“你知道吗，为什么前苏联能够创作出这么多优秀战争题材的文学作品和电影？”童道明解释，那是因为在前苏联卫国战争时，很多优秀作家和记者都真正加入了部队参战，“他们都是在写自己经历过的事情，卫国战争是这些前苏联作家们取之不竭的创作源泉。”

　　这样的片子还包括格·丘赫拉依继《第四十一》之后的第二部杰作《士兵之歌》(1959年)，影片突破了叙事电影的框框和戏剧结构，采用了散文结构，通过阿辽沙去休假这短暂的几天反映出了苏联前线和后方生活的横断面，展现出在战争的考验面前表现各不相同的种种人物。“这都是讲战争中的最普通人的命运。”

　　前苏联文学和战争电影中的人道主义传统和对个人生命的悲悯情怀及观照也深深地影响到了童道明的实际创作。他创作的朗读剧《塞纳河少女的面模》是为了纪念冯至先生(“二十世纪中国杰出的抒情诗人”——鲁迅语)的一部原创话剧。在剧本的最后，他借剧中人物的独白喊出了“再也不能避开人道主义”这样的口号，可谓是对国内有些虚假文学创作方式的抵制和反讽。

　　对于前苏联文学和战争电影的钟爱让童道明终于在2002年有了展示的机会，在中国国家话剧院的开院大戏中，由他编剧的话剧《这里的黎明静悄悄》集中展示了他对战争中女性命运的关注，该剧的导演则是查明哲。

　　聊起这部话剧，童道明头头是道：《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这部电影改编自作家鲍里斯·瓦西里耶夫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发表的同名小说，小说发表后，得到了很高的评价，相继被改编成了话剧和歌剧。1972年，导演斯坦尼斯拉夫·罗斯托茨基把它搬上了银幕，并由他和小说原作者鲍·瓦西里耶夫共同编剧。影片获1973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纪念奖、全苏电影节大奖，1975年又获列宁奖金。

　　“这是一起发生过的真实事件，但是有一点不同，就是小说和电影中的五名女性在真实事件中是五名男战士，作家考虑到了这一点，如果被牺牲掉的是五名女性，相信更加能够引起观众和读者的心灵震撼，女性在人们的眼中是脆弱和需要被照顾的，她们的逝去更加能够展现出战争的残酷性和悲剧性。”

　　跟电影中的情节不同，在改编成话剧时，童道明在开头就展示了剧中五名女战士已经战死，随后通过闪回的方式，表现她们在战前的生活状态和对幸福生活的向往。

　　童道明还在剧中用了西蒙诺夫创作的一首在卫国战争期间最出名的歌曲《等着我吧》，这首由苏杭在1941年翻译成中文的歌曲这样写道：等着我吧——我会回来的；死神一次次被我挫败……

　　话剧《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一共公演了两轮，在第二轮演出时，有一名年轻的女性观众让童道明印象深刻，“因为她告诉我，自己居然看了五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