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谈媒体责任:收视率是万恶之源
“因为央视有规定,不许发这样内容的微博,这是促使我离职的很大一个原因。我这次要跟方舟子论战,绝对是要违背中央台的规定的,不辞职,也得让我走,所以干脆辞了跟他干。这次台里看到这个情况不行了,肯定从上到下都批评我,所以真的加速了我的离开。”12月20日,50岁的崔永元在他主动召集媒体开的说明会上说,他和方舟子之间的争斗是流氓与流氓的斗争,他不惜“晚节不保”,抛开以前所有的声望和地位,斗争到底。
“从事一个熟练工种时间长了,没什么挑战,这也是我不满意的地方。比如《小崔说事》,就还是一档谈话节目,跟《实话实说》也差不多,我经常觉得我采访一个人,提一个问题,我都能想起来1996年我怎么提过这个问题,开一个玩笑也能想起来1997年我怎么开过这个玩笑。就是这样重复、机械的劳动,如果我还要每天忙到天亮去准备,那我是不是太矫情了? ”有人问他,难道对电视这个行业一点留恋也没有?崔永元说,是有些不满意。
用脑子思考
比起用嘴说,崔永元更喜欢用脑子思考
1996年开播的《实话实说》,打开了中国电视脱口秀节目的市场。在此四年之前,脱口秀刚以“电视谈话节目”的面貌出现在中国荧屏上。崔永元是《实话实说》的第一任主持,也是这个节目,造就了以后的央视名嘴小崔。
在主持《实话实说》之前,是他参加工作的第一个10年,那时他是一名电台记者,也参与《东方时空》的策划。比起用嘴说,崔永元更喜欢用脑子思考。
“当初他们找我,我误认为是因为我的文笔比他们强。等我到电视台一看,才知道是当主持人。我干了两年电视再写东西,发现真是不如从前了,写东西越来越生涩。做电视工作很容易让人浮躁。”主持人这个光鲜的职业并没有给崔永元带来喜悦,崔永元也拒绝与其他主持人比较,他觉得自己这种脱口秀是个另类,和主持人不是一个行当,“有朝一日很多平民跳出来主持这档节目,他们会做得比我好,那时我就该退出,去做幕后的策划”。也许《实话实说》中的寥寥数语,幽默讽刺又带着戏谑,是崔永元给自己的些许思考空间。
如今,崔永元在自己的腾讯微博上不时发声,对于网友留下的数千评论也都仔细阅读、回复,他谈论涉及的话题大多数都是关系到社会民生的热门。当观点被网友非议时,崔永元只有用微博来表示他的无奈和愤怒:肩上扛着脑袋却不用来思考,来世还得当水军。在转基因问题面前,崔永元也多次强调,希望人人都能独立思考,不盲从相信。
口述历史
“我现在只想好好教书”
不同于年轻时的精力旺盛,现在的崔永元不再昂首挺胸阔步,而总是下意识地哈着腰走路。他对媒体说,以后都不想再主持节目了,要往教学、研究方面发展。
今年12月7日,崔永元正式入职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口述历史研究”这门研究生公选课。而早在2012年11月12日,崔永元就已经在中国传媒大学讲了他口述历史的第一节课。授课地点换了两次,由教室换为容纳400人的报告厅,最后换在容纳1500人的报告厅。为了讲这堂课,崔永元推掉了所有工作,专心准备了一个月,讲了两个多小时,快结束时,他还是有些紧张。
2012年2月27日,中国传媒大学与崔永元合作成立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及口述历史博物馆,双方进行了签约仪式。中国传媒大学为崔永元的口述历史研究提供了一座3层、总面积为8000平方米的独立大楼,用以口述历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
崔永元说,2002年他开始做口述历史的项目,而在三年前,他就曾向台里提出过想要调到中国传媒大学工作。当时台里并不同意,也极力挽留他。今年,台里终于同意了。正如媒体猜测的那样,崔永元说,和方舟子就转基因的论战,是促使他离开央视的“最后一根稻草”。
无法改变的世界
“我无法改变社会,社会也无法改变我,扯平了”
也许正是思考得太多,崔永元失眠了。
2005年,在国际电视主持人论坛举办期间,崔永元一语惊人:我有抑郁症,很严重的重度抑郁症。这时,人们才知道,崔永元2002年离开《实话实说》,是因为病到没办法工作。
崔永元主持《实话实说》的最高收视率曾达到5.4,而2001年年初,这个数字跌至0.66,《实话实说》让崔永元走红,也让他焦虑。也正是2001年,崔永元的睡眠障碍发展成严重的精神抑郁症,用崔永元的话说,这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岁月,每天都想着自杀,折磨了自己,也影响着家人。此后崔永元的父母带着他长期治疗,终于在2006年得到缓解。
崔永元坦言这都是因为精神困惑。经过治疗,崔永元也明白,他确实不能改变这个社会,但这个社会也改变不了他,也算是扯平了。
但是崔永元还在为社会操着心,他也继续失眠。“夜不能寐,这是我现在的状态。”“我每天凌晨四点才睡觉。”在2013年底录制河南卫视新节目《成语英雄》时,崔永元还调侃着自己的失眠。
收视率的桎梏
“收视率是万恶之源”
“收视率不应该是唯一的标准,电视媒体应该承担起社会责任。”崔永元正在担任“成语先生”的文化节目《成语英雄》开播之前,崔永元又说起了他的名言——收视率是万恶之源。眼角多了三条鱼尾纹,崔永元还坚持着十多年前的想法,不,他的这种想法更浓烈了。
《实话实说》的停播,跟收视率有很大关系。崔永元曾在多次受访时说他痛恨“公共电视”走向“庸俗化”,他拒绝拿自己的节目跟选秀节目比收视率。离开之后的崔永元,除了治病,就是做一些自己最想做的事,比如扶植年轻导演、研究口述历史、成立公益基金……
“从事一个熟练工种时间长了,没什么挑战,这也是我不满意的地方。比如《小崔说事》,就还是一档谈话节目,跟《实话实说》也差不多,我经常觉得我采访一个人,提一个问题,我都能想起来1996年我怎么提过这个问题,开一个玩笑也能想起来1997年我怎么开过这个玩笑。就是这样重复、机械的劳动,如果我还要每天忙到天亮去准备,那我是不是太矫情了? ”有人问他,难道对电视这个行业一点留恋也没有?崔永元说,是有些不满意。
这也许是他今年9月14日在微博上说“麻烦以后不要叫我央视名嘴,叫小崔或老崔吧,我不喜欢那几个字”的原因。发出这条微博三个月后,崔永元终于如愿当上了老师。
话语权的丧失
“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实际上,崔永元在《实话实说》之后,在央视陆续主持了《小崔说事》、《电影传奇》、《小崔说立波秀》、《谢天谢地你来啦》等节目,但是,真正给崔永元思考的空间小了,需要他的观点的地方少了,他能发挥所长的阵地逐渐失守。
崔永元最终选择在50岁这一年放下话筒,执起教鞭,这也是在谋求一种话语权。在他的课堂里,他可以把他的思考和他想说的,一股脑都倒给他的学生们。而这些学生,则是这个社会的未来。小崔终于选择了这种方式来“改变社会”。
12月20日,崔永元趁着在美国拍摄转基因食品纪录片的空隙回到北京,准备21日开始录制《成语英雄》的决赛。刚下飞机来不及休整,他便召集京城的二十多家媒体,公布他在美国的部分调查结果。
崔永元发型略显凌乱,拿着他这两个月一直在用的烟斗,跟记者们说了关于他和方舟子论战、离开央视、任教传媒大学的事,但是最主要的还是关于转基因食品的数据。结果,见诸报端的新闻鲜有涉及转基因的话题,更多还是在说他和方舟子的论战以及传媒大学任教的事。“昨天十几家媒体参与了我和陈一文先生美国转基因调查说明会,今天媒体全无报道,我干过媒体,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崔永元21日在微博上无奈地说。
在12月18日崔永元的微博中,他谈到转基因大豆的订单,用了两次“TMD”,而他也大爆粗口说方舟子是“文痞”、“流氓”。在20日的说明会上,他再表决心:我和方舟子之间的争斗是流氓与流氓的斗争,为了国人的身体健康,我不惜“晚节不保”,抛开以前所有的声望和地位,也要和他斗争到底。
崔永元到底斗争着什么?也许他情愿这世界变得不用他再说什么,那才是好。(记者 赵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