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健：我不需要刻意饱尝生活的磨砺

　　记者：把过去的作品改编成室内音乐后，你觉得它们呈现出了新的结构吗？

　　李健：比原来更有张力。比如《向往》，我觉得它有种浓缩了音乐史的感觉。音乐史是这么走的：巴洛克音乐，然后古典音乐，贝多芬、莫扎特，然后是浪漫派，萧邦、舒曼这些，然后是近代的德彪西，当代就是好莱坞那套了。有这样一首歌浓缩了这一过程，我觉得挺好。古典音乐给我的感觉始终是，有时候弦乐一响，就如雾乍起，开始弥漫。

　　记者：你有过抛弃流行音乐的想法吗？

　　李健：我这不叫抛弃。这些猜测其实没必要，毫无意义，你得确信自己要做什么。

　　记者：这种确信是什么时候养成的？

　　李健：从第一张专辑《似水流年》开始。在一个那么聒噪的快节奏时代，写一首《传奇》，不是很不合时宜吗？但是我觉得美是多样性的，我擅长这种娓娓道来的音乐，一定也没问题。

　　记者：那你觉得自己算梦想家吗？

　　李健：不是。因为我没有梦想，在我看来梦想太大了。要说目标我有，但也没有特别具体的目标。我是一个不太规划未来的人，读书的时候，幻想过当歌手是怎么样的生活——有过那么一念——但没把它当成一个终身奋斗的目标。一件事，我干不干得成都行，因为我不想什么都是背水一战。但纵观音乐这条路，在没有成功之前，我知道我只有这条路。

　　记者：认准了这条路，就一条道儿走到底？

　　李健：我写过一句话，“有时坚持就是一种无路可退”，因为当了歌手就不能干别的了，别的都不会。但我总隐隐约约觉得自己应该没问题，那些专业人士对我是肯定的，说明我的音乐没问题，音乐没问题那有什么担心的呢？只不过可能需要一些机会，需要更长时间去渗透，所以我（对成功）还是有2/3信心的。

　　记者：就没设想过命运特别不开眼，就不给你机会吗？

　　李健：没有，我从小到大都是一个幸运的人，加上我有主观判断——见过大腕儿们的演出，自己跟他们有大概的对比，觉得不比他们差，没有什么致命的硬伤，所以我还比较乐观。但没有想过一定要成为什么天王，有一天能像今天这样，以音乐为生就可以了。

　　“我不需要刻意饱尝生活的磨砺”

　　记者：你这辈子应该换不了职业吧？

　　李健：对，我觉得歌手是我今生唯一胜任的，真的。

　　记者：听说，你曾经也是做朝九晚五的工作，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李健：大学毕业后我工作了两年，在广电总局，是网络工程师。刚去的时候干一些日常的打水、接人，然后就翻译材料，做点小项目，没有任何成就感，人际关系处得也一般。

　　记者：怎么想到辞职的？

　　李健：那时候比较懒，就发胖了，有一天上五楼就气喘吁吁的，我就突然想到，再过几年，我混好了也顶多混成科长，上面还有处长、厅长、总局局长。我觉得我不要这样，要改变自己。怎么改变呢？从身体开始，每天少吃一点，再练哑铃。但那时候没写歌，反而看了很多书，都是杂文。第二年春天卢庚戌给我打电话，问我还想不想搞音乐了，咱们可以弄一个组合，也可以出唱片，我就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原来的单位。

　　记者：为什么不是毕业了就做音乐？

　　李健：毕业之后上哪儿搞音乐？其实有一个办法，当企宣，但我实在不愿意。一个清华毕业生，没有户口，一个月挣1000多元，我接受不了，因为我是一个任何时候都不愿意让自己吃苦的人。我不需要刻意饱尝生活的磨砺，除非是逼不得已。但工作那两年我也吃了一些苦，主要就是挣的工资低，不够花。

　　记者：挣了多少？

　　李健：当时挣4000多元。

　　记者：1999年，4000元还不够花？

　　李健：房租1500，剩2500，根本不够花，我的信用卡每个月得有5000元额度，永远是这个月的卡透支到4900，下个月再还。

　　记者：满足了你？

　　李健：对，要么有成就感，要么有物质满足，那份工作这两个都没满足，扔掉一点也不可惜。如果当时我一个月挣40000元，我不一定冒险去当歌手，因为歌手是没工资的，不知道能不能成功。其实老天对我挺公正，没让我挣那么多钱。

　　“其实每个人都在诗意地活着”

　　记者：那你觉得自己最与众不同的地方是什么？

　　李健：外界很难干扰我，（我）很难被影响。情绪上也是，我的笑点、泪点都高，不太会引起我大悲大喜。最近在看“快男”，我觉得现在的青年人这么脆弱吗？因为一场比赛哭得不行？换我在那个年龄，我根本不会有任何眼泪。我不知道是这个时代变了，还是这些个体不具有普遍性，如果仅仅是个体的问题，他们会把这样一个游戏当成那么认真的事情，这是我无法理解的。

　　记者：你期待诗意的生活？

　　李健：其实每个人都在诗意地活着，如果不诗意，你都没法儿生存。说白了，这个年代，诗意无非就是让你想开一点，接受已有的现实，然后找一些让自己快乐的事情。一定要认知已有的生活，找到让自己舒适的生活方式，这种方式是思想上的，也是行动上的。就像我在一次节目中讲的，很多年轻人因为实现不了梦想感到苦闷，但大部分的梦想都实现不了，难道不实现梦想，你就觉得人生没有意义了吗？当然不是。

　　记者：你自己的缺陷呢？

　　李健：我现在缺少的是全神贯注。真正的艺术家不在乎名利，他就迷恋这一件事情，仅此而已。现在有智能手机，几乎每天都有200次以上的“打断”，你不可能不看手机3个小时连续干一件事。但艺术家需要专注，我去瑞士日内瓦看百达翡丽的表匠，那么多人参观，他完全不理你，那种专注让人羡慕。

　　记者：你有专注到那种程度的时刻吗？

　　李健：在家写歌的时候可以。专注和纪律在我看来是最重要的，纪律是什么？生活中很多喜欢音乐的人都偶尔写过一两首非常好的作品，不比《传奇》差，但他没有坚持写下去。职业歌手必须有一个“量”，就是很专注的、长时间的写。而且说心里话，写《传奇》时的我比现在专注，那会儿我就用一把800元的吉他，红棉牌的，很普通。你不要相信一个人能源源不断地创作——我觉得灵感还是有限的。我最应该反思的是，真正让我着迷，让我有成就感的还是创作本身，不能再指望着往这儿一坐旋律来了，不可能，或者不太可能，（这种时刻）越来越少。

　　“歌是一面有选择的镜子”

　　记者：你大学毕业的时候，有没有过一种因为年轻，所以世界已经无法伤害你的错觉？

　　李健：没有。当时我就觉得清华外面都是不安全的，在学校，你是主人，所有人都以你为主，第一次受挫就是大学毕业的挫败感。虽然你是清华毕业的，但到了单位，你就是新人，就干最脏最累的活儿，你的工资最低，连分苹果别人一筐你都得半筐……

　　记者：所以就在卢庚戌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你特别欣喜？

　　李健：那会儿正处在迷茫阶段。

　　记者：成立“水木年华”后你就忽略了这种差别？还是说你的苦闷感进一步放大了？

　　李健：所以我觉得不够好，一下又放弃了，从零开始。我就是这样一个人，随心所欲的，因为我只要眼下舒服。我在音乐方面有一些洁癖，唱片里不能出现我不喜欢的歌和乐器，那两个人就得折中，所以当时瞬间就决定要离开“水木”，这些成绩我都不要了。当我感到压抑、不自由、限制，那我就放弃，连以前在“水木”写的歌也不唱了。

　　记者：逞强还是硬气？

　　李健：都不是，而是活在当下，必须让现在的我满意，我不太会在音乐上委屈自己。读大学的时候，只要我觉得这场考试可能会一塌糊涂，我干脆就不学了，第二年重来学一遍。“水木”也是这个道理。

　　记者：据说你考虑过退学？

　　李健：大三想过退学，觉得太压抑，功课太累了。我是保送清华的，在哈尔滨成绩一直拔尖，但到清华就是两码事了，省状元、国家集训队那些人，学习好得吓人。我记得入学摸底考试，考四科，数学、外语、物理、化学，我数学打20多分，但我们班有好几个98的。从那时起，我基本在学习上就没有太多成就感了，觉得应付个毕业差不多。

　　记者：没退学的理由是什么？

　　李健：我知道无论怎么样，一定要拿到一个真正的学位证书，这是对自己从小到大参加竞赛的总结，我必须要给自己一个交代。再者，我要是退学了父母也不好看，他们会觉得孩子考上清华，没学下来，丢人。

　　记者：那你日后写《父亲》的时候，有回想起这一段心情吗？

　　李健：父亲去世我没哭，直到有一天写这首歌时，我才真正哭了。对父亲，我感到惭愧，这种惭愧包括歌里写的“原谅我从未给过你长大以后的拥抱”——这是最内敛，最不会表达的人的共性。基本上我们那一代，孩子心中不会把父母当做偶像，可其实你懂他的。

　　记者：碰到有人在你的歌里去找自己的感情投射，你觉得好笑吗？

　　李健：歌是什么东西？歌是一面有选择的镜子，或者说，它可能只能照出某些人，但就是照不出你的真实模样。歌像一面湖水，照你的时候你运气很好，能看清你，另外一个人照的时候，起风了，都是涟漪。歌曲就是这样，它永远是给一部分人的。

　　记者：所以你的作品没有特定的服务人群？

　　李健：我不为任何人服务。但一个歌手，一定要有一两首能够击中所有人的歌，才算真正的歌手。

　　○摘自《精品购物指南》

　　2013年第49期 李森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