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道明被问与巩俐合作感受 回击：怎问这么蠢的问题(3)

　　2001年陈道明出演陈家林导演的电视剧《康熙王朝》，沉寂数年后再次迎来事业高峰。历史上的康熙身上“少年得志”快意恩仇的性格特征比较鲜明，但是陈道明塑造了自己比较钟意的处心积虑、老谋深算的性格。他甚至很多处不自觉带入了自己对社会、国家的态度和情感。

　　“帝王更代表国家，代表国家的精神，所以对喜欢历史的男人来讲，可能是有他偏爱的地方。”陈道明解释这可能是自己对帝王戏热爱的原因。

　　2004年，电视剧《中国式离婚》里，陈道明把知识分子的清高，又犹疑不决、疲于奔命、懦弱的个性演绎得入木三分。

　　他愿意继续拍知识分子，更想的是拍一些知识分子的缺点。他觉得中国知识分子弱点能写出很多戏来，不加意识形态的，“知识分子本身应该是安心于坐的人，但是现在纷纷出笼，走到前台来，想成名人，想成商人，教育体系金钱化，知识分子的退化，卖文凭的，办各种镀金学校的，这些都是教育的问题。这些东西的始作俑者还是知识分子，包括学校的高收费等等这些问题，还有就是假教育、假学历、假论文，很值得好好写。”但他说始终没有碰到哪部作品是写得特别好的。

　　10年后，他想演些知识分子的不同来。

　　《归来》几乎是陈道明和巩俐两个人的电影。被发配到西北劳改的陆焉识劳改释放后，与妻团聚却对面不识，妻子冯婉瑜得了心因性失忆症，唯独忘记了记忆最深的陆焉识。陆焉识余生所有时间，做尽各种尝试，为了唤起妻子的记忆，并甘心作为陌生人陪伴左右。

　　三个多小时的采访中，陈道明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离他(《归来》男主角陆焉识)并不遥远”。“这个人物离我的成长史、家境、体验都很近，对我来说没有纠结，也没有挑战，只是印象再现。”

　　体验不是来自于自己。生于1955年的他，文革后也才20出头。陆焉识让他想起父亲。从记事起，父亲在各种运动面前的那一声叹息、那种发呆、那种回来的紧张、那种待人的惶恐……那些画面不用仔细回忆就都出现在眼前了。

　　从小学过素描、做过美工的他习惯为自己的角色画像，以形象来加强对角色的理解。第一幅陆焉识，他画的是一张脸，一张像父亲的脸。在服装为陆焉识的造型准备的几副眼镜中，下意识地他挑了一副最像父亲当年戴的眼镜。

　　对陈道明而言，《归来》说的是一个知识分子对爱情、对背叛、对苦难的态度。

　　诸多的性格特征里，他最要“坚持”，“这部电影落点很多，我拎出一个‘坚持’的神经。这个人是有情怀、有坚持、有风骨。近年来知识分子在这方面的展示少些。这部戏里，我挑出了这个神经。陆焉识有他的精神世界，他的精神世界和内心是很强大的。对残酷的现实，他比较执着”。这也是他最满意的对这个知识分子性格特征的塑造。

　　说话时，他带着手势，配合当时的态度。他的手修长且薄，因为肉少显得有些干，手纹深而杂，据说，这样手的人心思多且细密。

　　我着急的是人性的堕落

　　就像《归来》中的陆焉识，这个知识分子能做的坚守，都只局限在自己的家里，对着自己和爱人。仅此而已。

　　陈道明至今保持深居简出的生活，他不参加应酬，不问时事。他喜欢呆家里，也喜欢收拾家。家，一定得干净整洁，桌子上摆的东西歪了，必须要扶正。收拾完特别干净，他会觉得很舒服。这是他要的一种心境。

　　手机也形同虚设，十几年不开机，永远调在信息台。几天统一收一次。

　　在这个互联网的时代，陈道明以一种固执的缓慢，生活在自己的步调里。

　　近四五年，在不多的接受采访的时候，陈道明已不局限指正身边所见的不满，他开始公开批评国内品质低劣的影视剧作品，包括圈内急功近利的风气。

　　“这些剧能面世，是导演脑子完全进水了。”他更不理解的是，那些烂剧的故事本身就是假的，演员还要在那里装模作样、声泪俱下地演，越认真演却越加重了这种假。在《归来》的采访现场，陈道明仍然不放过这样的指责。

　　这大概和他第一次担任监制的电视剧《我们无处安放的青春》的遭遇有关。那是2009年，片子拍得不错，因为是第一部胶片拍摄的电视剧，为了节约成本，包括他在内的主创都自降一半酬金。到了电视台，他们告诉他，“片子拍得很好，不用看”，但就是不肯播。“我当时就说：‘是不是我们的电视剧没有杀人放火？我不卖了！’”

　　创作者的真诚被唯一的利益标尺深深伤害，另一方面，烂剧雷剧却充斥荧屏。他发现，不论艺术、或任何行当，大家都在高喊着“金钱万岁”，赚钱成了唯一的标准。

　　他觉得现在没意思，他曾对媒体说，“特别想念上世纪60年代的那种纯朴、70年代的上进、80年代的创新和无畏。到了90年代，商业消费时代来了，到现在愈演愈烈，把文化当成了商业”。

　　他开始在一些采访中表达自己的态度，“难道所有存在价值的最高标准就是钱？那社会的德行到哪里去了？这个问题可能不是我该问的了。我着急的就是人性、价值观的堕落。在某些地方，我们是在退步。”一贯平静低调的隐士，语气里有愤怒和对未来的担忧。

　　“那些乱七八糟的电影有票房，主要是靠了你们。你天天在流通领域吹捧这些东西。”他对现场的几十上百家媒体批评的直截了当，之后又语重心长地教育，“千万不要小看娱乐媒体的能量，你每天写一篇无意义的文章，365天就有365篇无意义的文章，就可以扭转一年的文化共识。”

　　2011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的哲学课《公正，该如何是好》，陈道明反复看过很多遍，很受启发，“他是在讲，真正好的教育是教人思维方式。”

　　但关于思维方式的教育也就限于此了。

　　他似乎无心去做振臂高呼、或以自己的知名度去影响什么的事。他既没有想因此成立什么工作室，多做些好剧来略微改变这个环境，也没想做个公知，搞些演讲，洗涤一下现在的年轻人。

　　他承认有很多老板想出钱请他成立公司或者工作室，也有人请他做导演，可他不做。“一是我觉得累；另一点，别看我说中国电影这问题那问题，但我不觉得自己具备这样的能力去改变它，也不想进行这样的尝试。”

　　采访中，他还特地提到去年在微信和微博疯传的《陈道明看王菲离婚》的小文，文中颇多禅意和对生活的参悟。他提出来是为了再一次澄清，“那不是我写的。我也不知是谁把这么好一篇文章放我名下。”

　　“所以我说，我这一辈子，就是(在做)一个‘人’”。他只给自己设定了为“人”的下线，即你可以不知道对社会和朋友有多大贡献，建设性是零都没关系，但一定不能有破坏性。“不管任何情况下，不能对人和社会有破坏性，这是做人的底线”。　　本刊记者/丁尘馨 马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