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研究员王小广认为，投资过热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从信贷看，今年1月份新增1.04万亿元，仅第一周的新增信贷额就达5000多亿元。信贷高企的主要原因是地方投资的贷款需求强劲，虽然二三月份有大幅降低，但预计全年可能会突破8万亿元。
经济增长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这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本质要求，但在实际经济运行中，依赖投资拉动的倾向仍十分明显。东北某省的发改委负责人告诉记者，地方政府由于无法制订刺激内需、拉动消费的宏观政策，也没有货币发行、调整利率等市场手段，要搞经济、出政绩，只能依靠投资和压指标。投资想慢都慢不下来。
有专家提出，过度依赖投资将对我国抑通胀、调结构、稳增长、开好局的经济工作大局带来压力，需加大投资引导力度，优化投资结构，同时挖掘消费潜能、搞好出口，以扭转投资依赖惯性。
政府：能否该出手时才出手
在过度追求增长和投资饥渴的双重推动下，一些地方政府在经济运行中深度介入，“有形之手”频频显形，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成了“配角”。
辽宁省建昌县在去年10月通过招商引资与河北一家企业签订了干红葡萄酒生产项目合同，想在县里的11个乡镇发展酒葡萄20万亩。为此，今年4月初，这个县的有关乡镇出动大型机械，在农民的田里犁出来一道道深沟，强迫农民种植酒葡萄，引起部分村民强烈不满。此事经媒体报道后，当地政府调整了原来的工作方法，让农民自主选择春耕作物。
不少地方制订了明确的投资计划指标，下级政府不得不祭出“有形之手”。据记者了解，有的省以责任状的形式，规定省长和10多个地级市的市长今年将共同完成“十大产业”900多亿元的投资额。
为完成经济增长和投资目标，一些地方政府搞“全员招商”，一些地区通过“零地价”“左手进、右手还”等方式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个别地区甚至出台“培训补贴费”“企业开办费”等名目繁多的财政补贴政策吸引投资。在一些外商投资的项目中，政府的隐形财政补贴额甚至占到投资总额的5%至10%。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一些地方在进行产业规划时，乐于投入财政资金大力发展园区经济，但由于思路不清，只是把基础设施建了起来，却没能引进好项目和企业，园区出现产业空心化苗头。中部地区某市花4亿多元建起来的文化创意产业园，至今只引进了一些规模极小的项目和企业。当记者问“对于投下去的成本怎么收回”时，园区负责人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文化产业未来必然是朝阳产业。
南京市发改委规划处处长陶磊认为，政府的职责主要在制定产业政策，剩下的事应由企业去做。在实际工作中，南京市没有简单地建立产业园区，而是注重设定主导功能区，至于项目、资金等生产要素的引进主要通过市场来完成。
不少企业界人士和专家认为，政府应认真收集、梳理影响企业发展的外部共性问题，把精力放在单个企业解决不了的外部环境创新上。上海信息中心主任王思政举例说，现在企业没有统一代码，税务一个，工商一个，一共十几个，造成了各部门信息无法共享，影响社会诚信体系建设。他建议，有关部门应加快和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给经济发展创造制度红利。
在向记者谈起如何建立创新型社会时，上海市虹口区一位政府负责人认为，创新的主体是企业，政府不能包办、代办。“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技术的突破、制度的创新需要市场的力量去推动。因此，政府当前最迫切的任务就是营造一个鼓励和保护创业创新的环境，保护知识产权，建立一个促使知识有效、有序转化为社会财富的机制。”(记者冯雷、车晓惠、王勉、叶锋、刘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