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食品价格的上涨，用收紧银根的办法是达不到目的的。
正确的办法就是要通过增加供给来抑制通胀，特别是实现生产和需求之间的供需衔接。美国食品价格始终是非常稳定的，原因之一就是让销售商根据市场的需求预测跟生产者签订购买合同，保持市场供求大体平衡。
第二个措施则是要发展大型的供货商，搞集约化生产。如果一个国家的供货商是数以亿计的小商品生产者，那是不可能做到按合同和市场需求来生产的。
另外还要降低流通成本。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曾经出现过严重的通货膨胀。为了抑制通胀，当时中央提出了菜篮子工程市场负责制，米袋子工程省长负责制，很多城市投了很多资金搞塑料大棚生产蔬菜，满足城市的供给。这对解决那一次的通胀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现在十几年过去了，那时候搞的菜地现在大部分都变成钢筋水泥的楼房，所以现在城市里的蔬菜供给，70%左右靠长途运输。即使是杭州这样一年四季蔬菜都可以生长的城市，现在的蔬菜供给70%也是靠外地，土豆是从甘肃运来的，青菜是海南岛运来。从几千里外运青菜，损耗不说，还浪费了大量的能源，价格也难以控制。
所以现在不光要搞菜篮子工程，还要搞菜园子工程。北京市在远郊区都没有菜地了，现在要到邻近的河北省去开辟新菜地。一般来说，大中型城市，蔬菜自给率保持在60-70%是比较合理的，30-40%靠外地供给调节。这样就可以保证城市蔬菜价格的稳定。至于粮食价格今年以来一直是比较稳定的，中国已经连续七年粮食丰收增产，所以粮食价格想涨也涨不到哪去。
对居住价格的上涨，也要根据它产生价格上涨的原因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主要是要增加住房的供给，特别是保障性住房的供给。中国今年开工一千万套保障性住房，如果在“十二五”期间能够建设四千万套，城市的住房价格就可以稳定下来。现在稳定城市住房价格的筹码掌握在市政府手里，市政府如果增加保障性住房和经济适用房的土地供给，把建设速度加快一点，城市的房价就可以降下来。
房价之所以快速上涨，是因为现在有一个土地财政的机制。现在有的沿海城市，土地出让金的收入已经高于了一般的财政收入，成为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收入。比如杭州市去年财政收入800亿元，土地出让金收入1200亿元。这就使得地方政府有了推高土地价格，推高房价的动力。
但是地方政府把土地出让金价格搞的这么高，房价搞的这么高，实际上是伤害了城市的竞争力。深圳房价很高，1.2万元每平方米，结果研究生、博士生都因为到深圳买不起房子，不去了。据说去年一个研究所招了20多人，结果没有一个人报到。高素质人才不向这个城市流动，这个城市就没有了竞争力。所以地方政府推高房价是饮鸩止渴的做法，短见之举。
如果稳定了食品价格和住房价格，整体的通货膨胀形势就可以得到有效的抑制。过多地用收紧银根的办法，不断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冻结大量的资金，就会伤害到经济的增长。特别是会导致中小企业资金紧张，民间高利贷活跃。有一个调查显示，温州市上半年企业贷款的利率平均在25%左右，甚至包括国有银行、国有企业也参与到当地的高利贷活动之中。所以宏观调控要改变单纯依靠收紧银根来抑制通胀的办法，转而采取结构性的政策在抑通胀的同时支持经济的增长。
运用财政政策实现双重目标
郑新立认为，要同时实现抑通胀和保增长的双重目标，就要更多地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通过贷款贴息、资本金补助、减税等措施，把资金引导到结构调整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所需要的方向上来，这样就可以达到一箭双雕的效果。第一可以消化银行过剩的流动性，第二可以支持转变发展方式对资金的需求，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从而为经济长远可持续的发展创造条件。
具体来说，就是要把资金引导到五个方向上来。第一个，资本市场。现在股票市场低迷，资本市场发育不好，要通过完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把资本市场做大做强。
第二个，引领到战略性新兴产业上来，包括新一代互联网、生物工程，电动汽车、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产业这六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新的增长点。
第三个，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现在中国城市里基础设施的需求还是比较大的，供电供水，道路，特别是停车场的建设明显不足。应该把更多的资金投入到改善汽车的使用条件上，在大楼底下建地下停车场。通过搞这些工程来满足公共消费的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