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个，引导到第三产业和农业现代化上来。特别是农业现代化，现在面临着千载难逢的机会。一是当前社会资金剩余，二是劳动力转移有出路，三是市民对优质绿色农产品需求旺盛。
引导社会资金投资到农业现代化可以解决三个问题。第一，可以解决农产品价格波动的问题，保证农产品价格的稳定。
第二，可以把一部分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投入到二、三产业，从而让他们尽快富起来实现小康。
第三，把土地转包出去之后还提高了农业的规模经营水平。农业公司、农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的经营规模大了，收入也就高了。
最后，还应该通过扩大海外投资把部分外汇储备变为物质储备，要处理好国内经济和国外经济的关系。
郑新立说，现在中国的国家外汇储备比较多，而且还在不断增加。这导致了很大的压力。中国买美国的国债，人家不领情，而且参议院还立法逼着人民币升值。所以应该通过海外投资，把一大部分货币储备变成能源资源储备和物质储备，缓解外汇储备压力过大的问题。
海外投资的方向主要有四个。第一，要拿到更多的能源、资源的勘探权和开发权，这能够解决中国经济长远发展所面临的瓶颈问题。中国在能源、资源方面，煤炭比较多，石油、天然气储量比较少，铁矿、铝矿、铜矿比较少，需要通过扩大海外投资，建立稳定的海外供应渠道。
最近这两年铁矿石涨价涨得很厉害，给国内钢铁企业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其实铁矿石不光是埋在澳大利亚，南美、非洲这些地方也有。比如委内瑞拉就有个几百亿吨的大铁矿。而且南美洲最大的铁矿还不在委内瑞拉和巴西，在玻利维亚这些南美国家手里。但是由于运输困难，恐怕除了中国没有人愿意到那里开矿。
这里面有个策略，就是大企业小企业都要走出去。大企业出去了，当地政府往往非常警惕，小企业机动灵活，往往能把很多的事情摆平。等小企业拿到能源、资源的勘探权和开发权之后，由于它们缺乏资金和技术实力，可以与大企业联合开采。
第二，出去搞并购。郑新立认为，现在是抄底并购千载难逢的机遇。美国、欧洲、日本的很多企业有比较好的科技资源、人才资源、技术储备，但是因为市场需求不足，现在快要倒闭了。这个时候并购它，它非常感谢，价格也比较低。去年中国有一个省，就是通过出去并购了几百家科技型企业和科研机构，迅速提升了自己的自主创新能力。
第三个，出去搞加工贸易。现在中国的汽车、家电、纺织企业都具备了海外制作的能力，通过到海外投资，可以带动中国零部件和原材料出口。通过资本输出，也可以带动商品劳务的输出，创造新的需求。现在美国、欧洲、日本经济困难，对中国产品的进口短期内难以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但是中国可以通过到海外投资，特别是到发展中国家投资来创造需求。这样也能够给当地创造就业机会，还可以大量使用外汇。
第四个，出去搞工程承包和劳务承包，带动劳务输出。
牢牢把握转变发展方式这条主线
郑新立强调，要“牢牢把握转变发展方式这条主线”。他说，今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对转变发展方式讲得非常明确，但是由于今年通货膨胀的压力比较大，实际上在宏观调控中，把抑制通胀放在了突出的地位。现在到了年底，通货膨胀的压力下降了，明年还会进一步下降，所以要及时把宏观政策的重点放在转变发展方式上。只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够既抑制通胀，同时又能够保持近期和长远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
转变发展方式首先就是要调整需求结构，要从投资出口驱动型向消费驱动型转变，提高居民消费率。去年中国有一个宏观经济指标是极不正常的，就是投资率达到了48.6%，创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高水平。这就意味着中国生产的全部社会产品，有将近一半被拿来扩大再生产。同时居民消费率下降到历史的最低点34%，其中政府消费14%。于是去年第一次出现了居民的最终消费率低于投资率的情况。
投资率过高必然会带来生产能力的过剩和出口的增长，使国际贸易摩擦增加。投资率过高现在已经成为中国宏观经济结构里最扭曲的关系。所以要提高消费率，关键是要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增加中低收入者收入，特别是农民的收入。而增加农民的收入则要靠现代化的农业，把一部分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
其次是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郑新立说，自中央提出要把自主创新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之后，各级政府和企业都加大了研发的投入。这几年中国科研投入不断加大，科技成果已经开始涌现，形势很好。
但国有企业创新能力有待提高。现在中国专利申请量68%来自民营企业，有企业要钱有钱，要人有人，而且站在各个行业技术的最前沿，所以只有把国有企业创新的机制建立起来，自主创新方针才可以落到实处。
再次，转变发展方式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要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现在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 D P的比例只有43%，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全社会所有从业人员的比例只有34%，比全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还要低十来个百分点，跟发达国家70-80%的水平更是没有办法比。印度的服务业的就业比重和增加值的比重都占到50%左右。
中国服务业比重长期上不去，症结所在是收税体制不合理。中国的收税，工业实行增值税，服务业实行营业税，营业税的税负比增值税的税负平均重三分之一。税收政策跟服务业发展的宗旨是相背离的。
最后，金融体制也要改革。长期以来，小企业都得不到贷款支持。国务院前年发文，允许社会资金发起设立个人所有制小型金融机构，包括贷款公司、村镇银行和资金互助社。这个政策出台一年多了，文件实施细则还没有下来。审批部门还是按之前的文件，民间资金发起设立小型金融机构，必须有银行法人控股20%，这样，村镇银行根本搞不起来。
中国的金融业很落后，现在要通过放宽市场准入，利率市场化，健全地方的监管机构，建立存款保险公司和贷款担保公司，发展银行中长期贷款的证券化，改革外汇使用管理体制等等，配套地推进金融体制的改革，使金融业健康快速发展。
郑新立说，中国经济已经快速增长了30年，未来还可以保持多久，国内外有很多议论。“我觉得再快速增长20年是没有问题的。”一个是现在中国的城市化率只有50%，按照世界发达国家的经验，城市化率要达到70%左右才能稳定。未来20年如果一年提高一个百分点，一年进城就有1300万人。进城一个人拉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收入是10万元，1000万人就是一万多亿元。
他说，还有一个根据是去年中国人均G D P为4200美元，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人均G D P12000美元是中等收入和高收入的分界线，中国还要快速增长15年 ， 人 均G D P再 翻 一 番 半 才 能 达 到12000美元。也就是说，到2025年中国才能进入高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是到那个时候，中国的快速增长期也还没有结束，根据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经验，人均G D P达到17000美元的时候经济增长速度才会降下来。中国从12000美元到17000美元还有五年的时间。如果在此之前中国的增长速度就放缓了，那只能说明中国的政策出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