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龙前传”：曾是当地政府座上宾 获助解决2亿融资

　　“赛龙前传”：曾是当地政府座上宾

衰落的共青赛龙老厂区。

　　尽管共青城赛龙已倒闭4年，但一纸报道仍让“赛龙之死”重回镁光灯下。

　　关于赛龙死因的口水战已沸反盈天多日，但位于共青城工业园区的共青城赛龙老厂却格外宁静，偌大的厂区空无一人，部分机器已出现了斑驳的锈迹。

　　距离一公里外的赛龙新厂，曾经热火朝天的工地已经彻底寂静，孤零零地竖立着三栋未完工的宿舍楼和几排厂房，吊塔已出现生锈的痕迹，部分地块已被当地居民整理成菜地。

　　在多位接近赛龙公司人士看来，“共青城赛龙”从崛起到倒闭，与“政府之手”关系密切。在当地政府资金及用地支持下，赛龙一度达到营业收入20亿元，年纳税超亿元。然而，当市场环境突变，支持减少时，“赛龙神话”终于破灭。

　　赛龙曾被给予“法定”之外的优待

　　公开资料显示，共青城是一座非常年轻的城市，其前身是1955年上海青年志愿者创建的共青社，2010年设共青城市，是全国唯一以共青团命名的城市，人口仅20万。

　　对于年轻的共青城市来说，招商引资是从其2010年设市之初就重视并大力发展的头等大事。

　　据当地媒体报道，设立之初，共青城市即确定了招商引资的发展战略。2010年12月，共青城开发区党委书记李晓刚主持召开项目推进会时要求，全区上下要全力以赴推进项目建设，多上项目，快上项目，上好项目，上大项目，努力开创开发区项目建设的新局面。

　　李晓刚此前对媒体透露，2010年项目建设取得了重大成效。主要表现在引进了一大批好项目，截至2010年11月份，共引进项目48个，签约资金229亿元；启动建设了一大批好项目，截至11月份，据统计80%项目已经开工，目前整个投产项目14个。共青城设市同年，共青城赛龙便被作为优质企业引入。此项目7月份签约，9月份投产。

　　深圳赛龙高管王某告诉新京报记者，正是看到了共青城市非常特殊的地位和巨大的发展前景，2010年9月，共青城赛龙公司成立，代小权担任董事长、首席执行官。

　　新京报记者获取的投资合同书补充协议显示，当年，共青城为了吸引赛龙进驻，给予了赛龙巨大的优惠。

　　双方约定，共青城赛龙投产之日3年内，除享受国家有关税收优惠政策外，增值税地方留成部分，由共青城市政府从专项资金中给予80%的奖励扶持，之后5年减半扶持，共青城赛龙高管两年内免个税。

　　作为赛龙进驻的对价，共青城市政府承诺通过银行或融资平台，帮助共青城赛龙解决2亿元的融资。

　　在工业用地方面，共青城市政府提供500亩工业用地给赛龙，且在共青城赛龙注册成立一周内，启动挂牌程序，确保赛龙摘牌。而土地使用权款项，需要在共青城赛龙获得土地使用权一个月内，一次性全额扶持共青城赛龙用于基础设施建设。

　　同时，共青城市政府提供200亩优惠商业用地，用来配套专家、客户休闲会所、住宅等商业开发。其中，100亩商业用地与500亩工业用地连成一片。

　　起初，共青城赛龙进驻后，首先使用共青城工业区的一个现有厂房进行生产，并启动新厂建设。共青城赛龙用500亩工业土地作为抵押，由共青城财投公司提供融资数亿元。

　　公开资料显示，共青城财投公司成立于2008年，注册资本2亿元，由当地国资局100%出资，是当地政府融资平台公司。

　　对远道而来落户的赛龙，共青城市政府甚至还给予“法定”之外的特殊优待，但后来又被法院认定为无效条款。

衰落的共青赛龙老厂区。

　　记者得到的一份判决书显示，某共青城赛龙前高管在和公司劳动合同诉讼中称，根据原告与共青城市开放开发区管委会的《补充协议》约定，高管人员2年内免征个人所得税。而法院对这一协议并不认可。法院称，依法纳税是每个公民的义务，个人所得税以所得人为纳税义务人，以支付所得的单位或者个人为扣缴义务人；免纳个人所得税的事由应由法定，“非因法定事由免纳个人所得税的条款均是无效条款”。

　　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共青城赛龙发展迅速，在当地用工一度超过3000人。当地政府审计数据显示，共青城赛龙2010年9月正式投产，2010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3.54亿元，净利润0.07亿元；2011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0.88亿元，净利润0.19亿元；2012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20.18亿元，净利润0.68亿元。

　　此外，共青城赛龙的纳税也迅速增长，2010年共青城赛龙纳税仅601.28万元，2011年共青城赛龙公司纳税合计为43518407.69元、2012年共青城赛龙公司年纳税合计为102380661.00元。

　　在给共青城当地带来利税的同时，共青城赛龙也带动了当地的就业。赛龙本身用工需求强，又带动了一批配套企业落户，把共青城市就业都带动了。

　　共青城出租车司机查先生告诉新京报记者，其妹妹、侄女以及嫂子以前都在赛龙公司上班，当时赛龙公司效益非常好，工资高于其他公司，总能及时支付。赛龙的进驻，带动了一大批公司的进驻，连出租车行业效益都被带好，自己经常送客人到赛龙公司。

　　在运行老厂的同时，共青城赛龙还在共青城设立房地产公司，并在工业区建设新厂。

　　“这个新厂从2011年开始建设，我们公司已经参与了，主要负责员工宿舍楼的建设。”新京报记者探访发现，共青城赛龙新厂区占地数百亩，目前三栋宿舍楼以及厂房主体已经建成。一位胡姓债权人告诉新京报记者，当时新厂建设热火朝天，赛龙公司的工程款项大体能及时支付。

　　此后一直到2012年(倒闭的前一年)，赛龙也是共青城市政府重点支持骨干企业。共青城市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其2012年的工作重点是“以更实的举措做强骨干企业”，其中提到“重点支持赛龙通信与摩托罗拉合作，研发智能手机，开拓国际市场，力促主营业务收入达到80亿元以上，上缴税收2亿元以上”。

　　危机始于突失摩托罗拉订单

　　与共青城市政府的亲密合作并没有维持太久，“黑天鹅”降临。

　　2012年，谷歌收购摩托罗拉，不久摩托罗拉宣布停止生产手机。这瞬间将位于中国江西共青城的这家地方明星企业推入不测境地。在完成了此前获得的两年摩托罗拉的订单后，深圳赛龙失去了其最大的客户。

　　据与共青城赛龙一脉同源的深圳赛龙前员工徐某回忆，2011年左右，深圳赛龙获得摩托罗拉的订单，由此走上其发展“巅峰”。该员工称，摩托罗拉要求其供应商有自己的生产工厂，从而完成从整机设计到手机生产一条龙。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深圳赛龙才开始在共青城设厂。

　　在徐姓员工的记忆中，2012年底，就感受到公司可能面临困境，“2013年过年时，公司没有发过节费”。

　　失去了摩托罗拉这个客户的深圳赛龙，规模已经扩大了。2013年上半年，新的订单无法填补失去最大客户的损失。“2013年6月左右，公司开始少发薪水，”徐姓员工对记者称，“公司发邮件给我们，通知先发二分之一的，之后又降低到三分之一。”

　　2013年上半年，深圳赛龙做了一系列自主研发，到5、6月份的时候，超薄机项目获得成功，也获得了订单。“但当时公司资金链出现问题，有订单，但是已经买不起生产材料。”一位当时在流通部门工作的员工介绍。

　　“当时他还是很有信心的，不相信公司会死，并由人力部门出具了欠薪证明，承诺有效期至上述欠薪发放为止。”徐姓员工称，代小权一直说现在没有钱，但是会找到钱恢复生产，能够翻身。

　　疑被银行抽贷数亿元

　　突失大客户后，更大的危机接踵而至。

　　据代小权代理律师谢民介绍，2013年10月，共青城金融机构以赛龙公司订单缩减为由突然收紧贷款，共抽减“赛龙系公司”5亿人民币贷款。

　　据代小权方面描述，2013年12月，江西财经大学金融学院系主任詹政，调任共青城任副市长。詹政找到了代小权，以赛龙曾向“政府”(即财投公司)举债为理由，停供赛龙在当地的银行贷款。

　　2015年的一份《共青城市人民政府关于市政府领导分工的通知》显示，詹政的职责是：协助市长负责金融、保险和私募基金工作；分管金融办；联系驻市各金融机构以及保险机构。

　　对此，詹政进行了否认，共青城市政府也否认主动抽贷。“共青城赛龙2012年起摩托罗拉的订单骤降，其很多银行贷款都是用信用证或订单做抵押，故银行缩减其贷款规模。”当地政府称。

　　11月2日，新京报记者探访财投公司，试图寻找背后的真实原因。探访发现，财投公司位于共青城市财政局三楼，三个办公室，数十名员工。

　　财投公司主要靠发行地方债融资。其中在2016年发行债券8亿元。作为共青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国有资产经营的主要实体，财投公司主要职责是对共青城市内土地进行开发和投资。天眼查数据显示，目前财投公司已经对外投资了14家企业，并曾借款给多家公司进行资金周转。因贷款未及时归还，财投公司还曾将共青唐人服饰有限公司、江西省摩西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告上法庭。

赛龙未完工的新厂。

　　这家实为政府融资平台的“财投公司”曾给了赛龙大量的借款。在赛龙遭遇经营危机的时候，共青城市政府担忧这笔钱无法顺利收回。

　　在对媒体的回应中，共青城市政府对此并不讳言，表示，由于赛龙公司欠下了大量贷款和政府融资平台(即财投公司)的借款，生产经营又异常，政府担心企业破产倒闭后，贷款和借款没有着落，才被迫介入企业重组。

　　在赛龙被“抽贷”之际，全国性的地方债清理方案正在落地的过程中，在地方融资平台大举清理的背景下，地方再融资渠道也随之收紧。

　　银行减少贷款后，直接导致了赛龙公司的困局，其老厂房自2013年10月停产，新厂房停建。“当时，我们突然得知消息，赛龙公司被断贷了，此后我们再也收不到工程款。”据胡姓债权人表示。

　　贷款一停，当时前后9亿人民币的海外订单无法完成，价值近5亿人民币的原材料瘫痪在厂房，资金链瞬间断裂。

　　对于银行缩减贷款原因，共青城市当地一位政府官员还进一步向媒体透露，赛龙依托摩托罗拉订单，2012年摩托罗拉订单大幅减少。共青城赛龙有一笔3000万元银行贷款到期，需要过桥资金。当时银行答应通过过桥资金继续放贷给共青城赛龙，共青城赛龙找到一家金融中介高息借款3000万元，结果还贷之后，银行收紧了信贷，其他银行得知此事后，也收紧了贷款。

　　“当时，代小权公司的过桥贷款是由我们公司提供的，不过不是高息，年化利息不到10%。”前述金融机构负责人周先生向新京报记者出示了代小权的还款协议，这笔过桥贷款由当地银行介绍，其本人因此与代小权认识，整体感觉代小权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人。“如果不是詹政等政府官员在其中打压，我的3000万，代小权早就还上了。”其称。

　　被指欠债7.36亿，当地政府否认搞垮赛龙

　　在最初对“赛龙之死”的报道中，共青城前副市长詹政还被代小权方面指控：曾在赛龙面临重要重组的过程中，向赛龙方面索要股权。

　　对此指控，共青城市政府和詹政本人方面都予以否认。

　　就在“赛龙之死”被报道并不断发酵的第二天，共青城市政府通过微博回应。该微博称，共青城赛龙已停产4年，截至目前，“仅在江西省内负债就达7.36亿元”。以此反驳外界关于政府“搞垮”赛龙的说法。

　　共青城市政府在这则澄清微博中披露了“审计报告”称，经审计，共青城赛龙2010年9月正式投产，从2010年到2013年，公司实现主营收入为42.23亿元，净利润累计亏损3.07亿元。“赛龙公司严重资不抵债、资产负债率超过200%。”

　　詹政本人通过多家媒体回应称，赛龙公司四年前就已经是“僵尸企业”，不仅如此，赛龙的投资属于“空手套白狼”。新京报记者试图联系詹政，但其电话多次拨打均处于无人接听状态。此外，新京报记者将诸多问题整理成采访函，致函共青城市宣传部，截至发稿未获回应。

　　共青城市政府和詹政本人的说法同样无法得到证实。在对深圳赛龙员工的采访中，深圳赛龙方面多位前管理人员告诉记者，2013年共青城赛龙并未停产，而是仍然正常维持。“2014年，我去过共青城赛龙，帮过公司出过货。我最后一次到共青城赛龙出货是2015年初。”一位深圳赛龙前管理人员称。

　　不过，在媒体随后对此事的调查中，共青城赛龙被发现在2013年10月前已出现债务问题，当时资金链或已断裂。据统计，共青城赛龙具有246条风险信息。

　　出租车司机查先生告诉新京报记者，赛龙倒闭后，其妹妹等全部失业，被迫外出务工或返回乡下务农，其出租车收入也有所减少。

　　“目前赛龙还欠我们近千万，公司才是最惨的，三位大股东把全部身家性命压在了工程上。”为了保护建成的员工宿舍，胡姓债权人一个人留守，并在宿舍前开辟了一块菜园。

　　■ 延展

　　重组屡败 疑云待解

　　政府债权不受损失是当地考虑重组方案时关注重点

　　在赛龙员工眼中，正是共青城赛龙拖垮了深圳赛龙。据共青城官方给出的说明，共青城赛龙最多时有工人3000名。

　　新京报记者从共青城官方获得一份说明材料称，共青城赛龙投产后仅从事手机SMT贴片生产，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

　　这个说法遭到曾在深圳赛龙负责手机生产的王姓员工的驳斥。

　　“我去过多次共青城赛龙，当时共青城赛龙负责手机加工，包括最终出货，并不仅仅是贴片。”

　　共青城市前副市长詹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责代小权拿的订单都是亏损的，比如别人报价30美元，他报价15美元。

　　多位赛龙员工则对此进行了反驳，徐姓员工称，通过摩托的订单，已经证明公司的品质和能力，就算利润薄一点，也不是亏损。

　　一名在采购部门工作的员工称，部分订单都是对方公司先交定金，公司再发货的，“如果对方不信任你，怎么会先交定金”。

　　对于共青城市政府所说的共青城赛龙2013年10月就停产，王姓员工也不同意：“2014年，我去过共青城赛龙，帮过公司出过货。我最后一次到共青城赛龙出货是2015年初。”

　　在深圳赛龙的前员工眼中，台湾信亿的重组是他们知道的最接近成功的一次。

　　共青城市提供的说明材料称，2013年10月到2014年9月，赛龙陷入困境后，引入了台湾信亿科技进行自救，由台湾信亿向赛龙公司提供运营资金及原材料采购款，台湾信亿收取一定的报酬及资金占用费。

　　徐姓员工称，台湾信亿2013年10月参与重组后，把之前公司拖欠员工的薪水都发了，“这意味着2013年10月之前离开的员工，薪水都结清了，但之后留下的，则在重组失败后继续拖欠。”

　　员工们认为，重组失败的一个原因是，进来的重组方，无论是台湾信亿还是后来的奇虎360，看重的都是深圳赛龙这边的研发能力和研发人才，而不是共青城赛龙这个深陷债务泥沼的加工厂。但是共青城市则肯定不会答应这样的重组方案。

　　近日，共青城市一位副市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共青城赛龙的重组前提是政府债权不受损失。

　　目前赛龙面临的更多的难题是，在多次重组失败后，由于薪水无法发放，研发团队所在的深圳赛龙核心研发人员几乎都走完了。

　　“在不断地欠薪下，高管到员工都离开了，团队已经散了。”付廷2015年初离开了深圳赛龙，当时，公司已经拖欠了其7个月的薪水。

　　付廷描述了他最后一次到共青城赛龙的场景：2014年底，当时觉得自己以后应该不会再过来了，就让共青城赛龙的人带我去看看我们的厂房。

　　“我站在宿舍楼前问，这块地一直到哪里？身边的人介绍，从这里望过去，你能看到的地块都是我们的。”

　　付廷还专门到建设的宿舍去看，“当时想，从最初的100多人，后来做这么大，真是不容易。然后想想现在这个样子，我就在楼前哭了。”

　　10月31日下午，新京报记者也探访了付廷最后去的那个产业园：只剩下三栋小楼、未完工的厂房和两米多高的杂草，以及被周边居民临时修整出来的一块块菜地。

　　“赛龙当年在深圳是很有名的。”深圳市半导体协会秘书长蔡锦江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蔡锦江称，对于深圳赛龙现在的状况，不单纯是政府的原因，和行业本身也有关系。“整个行业利润率下滑后，企业间都在比拼政府补贴，纷纷到欠发达的地区，通过获得政府的财政、土地补贴来抵消上升的成本。政府的支持就处于重要的位置。”

　　新京报记者 彭彬 朱星 发自共青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