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经济小日子：9个普通人的“数说2018”

　　大经济小日子：9个普通人的“数说2018”(1)

　　2019年伊始，我们找到了9位在2018年不同行业里浮沉的“普通人”，看看他们在大经济背景下，过着怎样的小日子。 他们，有曾想一夜暴富的币圈青年，有见证行业大起大落的券商员工，有在乡村电商“买买买”的小镇青年，有见证业内悲喜交集的快递老板，还有在共享单车企业经历“过山车”的前员工……无论他们的故事跌宕或是平凡，2018，都饱含冷暖。

　　直播间老板

　　告别“人傻钱多”时代

　　“谢谢我哥给我刷的礼物！”女主播迦释雪儿对着镜头发出开心的欢呼声。与此同时，“归零，加100”的计算器电子音也响起。

　　迦释雪儿是直播公会老板华子旗下工作“最拼”的女主播之一。2018年12月21日这天，迦释雪儿开播后没多久就遇到了给她刷礼物的游客，一小时工夫，礼物流水超过了1000元。华子则拿着一个计算器一边看着游客们刷的礼物一边计算主播的流水。他平时在管理室通过电脑监控各个主播的实时直播画面，有时会帮助他们管理直播间，并回复游客的问题。

　　游客们打赏的礼物流水是华子和他旗下主播们的全部收入来源。对于这部分收入，直播平台要收取超过52%的抽成，剩下的部分则由华子和主播按照二八到三七的比例分成，主播拿多。

　　2018部分潜在观众被短视频分流

　　1995年生的华子是山东音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创始人，也是老牌直播平台虎牙直播旗下90956公会老板。2014年，直播的风吹到了山东临沂这座小城，让华子接触了直播行业。

　　与公会的“线上”属性不同，华子运营的是实打实的线下直播间：一个标准的直播间里配有布置精美的直播背景墙、遮光板、电脑话筒等直播设备，再加上一名妆容齐备的女主播或者口才伶俐的男主播，市场景气的情况下，这个小房间每天能创造数千元的流水。

　　2016至2017年，直播行业从“直播元年”过渡到了“平台大战”阶段。华子的收入受到了影响。2018年，短视频的兴起又分流走了又一部分潜在的观众。

　　相对于“人傻钱多”的2016年，直播平台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回忆过去，华子说当时平均每个主播的收入可以上万，但三年过后，潮水退去，只有坚守的人活了下来。

　　盈利不再依赖土豪打赏

　　每天下午6点，迦释雪儿会准时开播，一直播到凌晨12点甚至更晚。下播后，有时她的脸上会涂满和游客们“玩游戏”画上的涂鸦。“雪儿台风好，能跳舞有才艺，还肯吃苦，每天都按时直播。”华子说。

　　但这样的人才并不常见。“很多人认为只要长得好看，每天在摄像头前播几小时就能有很可观的收入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做主播很辛苦，需要会互动，也需要熬夜。”华子说。

　　在直播行业里近五年的摸爬滚打，让他有把握将一名没有任何直播经验的“素人”培养成月收入六七千元的主播。在山东临沂，这一程度的收入已经高于平均工资。

　　但在华子看来，他的直播事业依然可以稳步上升。“市场不景气时，一大表现就是‘土豪’游客少了，打赏金额下降。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就转变策略，开始做‘量’。比如普通游客打赏一两块钱，但看的人多，流水也很可观，这种模式的抗风险能力更强。”

　　今年年初，华子曾悉心培养的两名女主播因为个人原因离开了他。“有一个‘土豪’给她打了几十万，让她能够在外边租房直播。她们的离开让我的公会等级下降了不少，我只好从头来过。”

　　“未来，我希望自己能够拥有经纪人证，同时我也希望自己能够招募到更多的主播，扩大直播事业。不管时代如何更迭，直播这一行也不会消失，因为人们永远需要娱乐。”华子说。

　　新京报记者 罗亦丹

　　券商员工

　　年薪从百万到十万

　　与印象中西装革履、意气风发的投行精英不同，吴斌（化名）穿着一件厚重的羽绒服，看起来脸色有点疲惫。

　　刚刚过去的2018年，他有接近300天时间跟一个项目的客户在一起。然而到了去年11月底，直管领导带着项目跳槽，他和留下的同事一无所获。“本来预计做完这个项目能拿到100万左右”，吴斌说，最后每个月只有8000元保底工资，而他的房租一个月就要7000元。

　　辛苦一年，百万年薪不翼而飞

　　2017年才走上券商投行IPO岗位的吴斌，在这个圈子里还应当算得上一个新人，哪怕他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已经参与了3个项目。

　　吴斌刚刚结束的这个项目，让他在2018年有近300天的时间都呆在对接方专门提供的一间办公室里，“和同事、家人接触的时间都不如和项目方接触的时间长”。

　　“其实说结束，有些勉强”，吴斌苦笑，“这个项目在某个IPO过会企业较少的省份，去年本身IPO环境不好，这家企业自身资质较好，IPO过会几率较大，领导一直很关注。我们跟了将近一年的时间，然而戏剧性的事情发生在11月底，负责这个项目的领导因为酬劳与公司未谈拢，带着这个项目跳槽去了另外一家券商，参与项目的七八个人，仅有1人跟着这个领导去了新的公司，换句话说，无论我们为这个项目做了多少工作、哪怕是已经计划定在2019年1月递交IPO申请，这个项目的酬劳和我们这六七个人已经没有关系了”。

　　吴斌所在券商在这个项目上应该能拿到大约1000万的酬劳，根据往年经验，吴斌本来预计自己的提成和奖金加一起能拿到100万左右。随着领导跳槽，这一切都成了镜花水月。到目前，吴斌一直拿着每月8000元的保底工资。

　　“有项目的人会比较硬气”

　　谈起那个跳槽的领导，吴斌似乎有点淡淡的羡慕，“年成不好，有活（项目）的领导就比较硬气”。

　　2018年A股IPO发审199家次企业上会，企业首发过会111家，过会55.78%，否决29.65%。A股IPO过会率、上市企业数量成为近十年来最低值。这也是投行被称为“入冬”的一大理由。

　　在这种形势下，券商间的竞争、券商内部的竞争也日趋白热化，“现在发展的趋势就是大机构牌照齐全，人才集中，越做越强，小机构很难拿到新发牌照，做业务束手束脚，而且业务量很少，人才慢慢流失。以往市场好的时候是大机构吃肉，小机构喝汤，市场不好，就只能是大机构吃肉喝汤，小机构观望了。落到个人身上，就是有能力的自然能拿到项目，拿到项目奖金，没有能力的就被淘汰”。

　　新京报记者 张思源

　　共享单车前员工

　　腐败毁了那家公司

　　艾米（化名）曾计划在上一家公司奋斗至少三四年，最终，在这家共享单车企业只在职一年便匆匆告别。回忆往昔，艾米依然认为“那是我北漂以来履职过的几家公司中最让我难忘的那家，它是我的大学”。现如今，这所“大学”正面临重重危机、试图在垂死的边缘苦苦挣扎，对此，艾米曾感到意外，但回忆往昔，又觉得这个结果是必然的。

　　有钱企业：“曾堪称北京的5A景区”

　　2017年上半年，艾米如愿加入一家共享单车企业。那也是其最鼎盛的时候，接连完成两轮亿元级别的融资、积极拓展海外市场、全球员工超过3000人……据艾米回忆：“那时候，我们北京总部堪称‘5A级景区’。办公区有4层楼，位于中关村地标大厦。前台是环形的、办公区有很多绿植、马桶是日式的、办公桌可以升降（单价2000元）……当时在总部办公的员工约有1000人。办公区的租金，按照市场价计算，年租金在亿元级别。”

　　钱可以改善员工待遇、可以提升产品质量、可以拓展市场、可以促进用户增长……也可以滋生腐败。

　　“你见过有高管刚入职就怀孕，之后飞往美国出差一去不回吗？你觉得一个区域运营经理月薪给多少合适？1万？事实上，有人拿到了5万！因为那个人是高管的亲信。”艾米说。

　　这些内部贪腐和管理混乱等问题，“创始人都知道，他在开会的时候大发雷霆。”艾米说：“开除了好几个人，也对部分岗位的人员重新调配，但本该担责的职业经理人们，并未对管理制度、流程进行有效梳理。”

　　没钱企业：裁员、换楼、遭多公司起诉

　　剧情急转直下。短短一年，公司从资本“宠儿”、自行车遍布海外的行业“大哥”变身为遭遇多家公司起诉、被超过500名用户一起追到公司楼下催退押金的“失信人”。

　　对于内部员工而言，公司早就在乘坐“过山车”。“公司从来没有盈利过，”艾米说。但是艾米认为，走入今日之境地，缺钱是主要原因之一，“高管没有责任感和担当也是主因之一”。

　　“去年5月的时候，陆续来了一批新高管，从那以后，公司企业文化变了”。在艾米眼中，这批新高管“没有责任感、没有担当、他们不是来让公司变得更好的，他们只会为自己谋求私利”，“他们不敢做决策，把所有的风险都推给我们这些普通员工来承担。甚至，有员工愿意承担风险去做，他们也会去阻止，他们害怕员工真的做到了，那样他们的无能便暴露无遗。”

　　艾米说，“当初我在的那个部门，现在员工已经缩减到原来的十分之一，有些部门更惨，直接撤掉了。”

　　艾米认为“公司还能活下去”，这个判断一方面是基于资本角度，“几十家投资机构的钱都进来了没出去，谁会甘心让它死？”另一方面是基于产品角度，“共享单车是一个很好的入口，它可以帮助很多大平台，比如阿里、滴滴等，去实现用户的增长。”但是艾米补充道，“活下去的形式就不好说了，被收购还是独立公司，即使被收购了，是变成子公司独立运营，还是只是变成一个部门，这都有可能吧。”

　　新京报记者 阎侠

　　中小手机供应商

　　欠款风波致行业失信

　　“这两年成本已经很高了，只有资金快速流动，才能做下去。”临近2018年年底，王洋（化名）告诉记者。王洋是国内一家二线手机品牌的配件供应商之一，2018年，他最重要的事是找手机厂商催讨欠款。虽然对方欠款超过千万，但对王洋来说，这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

　　“由于和这家手机厂商合作的业务的占比不足20%，即便欠款无法追回也不至于关张。如果业务占比超过40%，那我也就顶不住了。而对于很多其他供应商来说，这部分业务占他们份额50%以上，甚至80%以上，那就不好说了。”王洋说。

　　一条产业链的“欠款传播路径”

　　“工厂都是有计划性地安排资金，如果手机厂商货款逾期不付的话会带来一连串的问题。首先，我的税已经交了，但是他钱不给。第二，我跟我的下游供应商都是有账期的，那我也没办法按时付给它，下游可能还有下游，链条上的人全部受牵连。第三，影响到企业自有资金安排，发放员工工资、缴纳房租都靠这笔钱的。”王洋说。

　　这家手机厂商资金链断裂，是2018年手机行业规模最大的一起，对各家供应商欠款有百万级别、千万级别，也有上亿规模的。

　　欠款风波带给王洋的后遗症是与客户之间信任度的下降。“我是真的怕，感觉这个行业都快没有诚信了。前不久，有客户找我谈生意，结算是90天＋6个月承兑，放在以前这个生意我就接了。”

　　如今，王洋恪守的准则正在遭遇挑战。

　　“我从大学毕业就开始跟这家品牌打交道，后来自己创业也一直合作。按照合同规定，去年7月就应该收到货款。但这笔钱，目前还没收到。”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王洋的心情也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最早是抱着希望把钱收回，全力以赴追钱。后来开始怀疑，再后面是失望。

　　冀望5G爆发带来转机

　　王洋的工厂还给其他手机品牌提供配件，他感觉2018年行业环境不是很好，特别是2018年下半年比2017年同期差，订单有所减少。

　　王洋称，原有的手机工厂正朝智能硬件转型，随着5G网络的覆盖，智能硬件行业会迎来爆发期。不过，他也提到应该有挺多转型的困难。

　　除了手机工厂，王洋还在经营一家与新能源相关的工厂。“新能源项目现在国家补贴越来越规范，已经过了疯狂做基础设施、充电桩的高发期了。主要靠汽车厂商来带动，2018年汽车制造业较之前有所下滑，对我们肯定有影响。”

　　新京报记者 马婧

　　（下转B06/B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