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敏在狱中》（作者张怀江）
方志敏被捕照。
1934年到1935年，是中国革命凄风苦雨的两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军不得不放弃苦心经营的中央苏区，走上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同样艰苦卓绝的,还有未能跟随主力一道转移,而是留在南方开展游击战争的小部分红军和游击队。“半壁河山沉血海，几多知友化沙虫”，陈毅元帅写于游击赣南时期的诗句，足为当日血雨腥风之写照。
1935年1月，率红十军团北上抗日的方志敏在皖南被敌军重兵围困，弹尽粮绝被俘。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方志敏在狱中写下了不朽名篇——《清贫》、《可爱的中国》。这是一个共产党人最后的内心独白，关于信仰，关于操守，关于对国家民族深沉的大爱。
北上抗日
这间囚室，四壁都用白纸裱糊过，虽过时已久，裱纸变了黯黄色，有几处漏雨的地方，并起了大块的黑色斑点；但有日光照射进来，或是强光的电灯亮了，这室内仍显得洁白耀目。对天空开了两道玻璃窗，光线空气都不算坏。对准窗子，在室中靠石壁放着一张黑漆色长方书桌，桌上摆了几本厚书和墨盒茶盅……骤然跑进这间房来，若不是看到那只刺目的很不雅观的白方木箱，以及坐在桌边那个钉着铁镣一望而知为囚人的祥松，或者你会认为这不是一间囚室，而是一间书室了。
这间囚室所在的南昌绥靖公署是国民党围剿红军的大本营；囚室中这位每日埋头写作的“犯人”化名祥松，实则是中共闽浙赣省委书记、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
“手执着笔，一面构思在写，一面却要防备敌人进房来”。狱中写作，困难可想而知，但方志敏却执意要在敌人眼皮底下，为党留下“十余年斗争的经验，特别是这次失败的血的教训”。
1935年1月，方志敏在率领红十军团北上抗日途中兵败被俘。这次失败不但令8000多人的队伍损失殆尽，就连他苦心经营多年的闽浙赣苏区也危在旦夕。
“蠢子！木头！为何从前都精明，而这次却如此糊涂！”每每想起这次失败，方志敏都这样骂自己。“如果不那样做，如果这样做，那还会失败？”有时，他甚至一边捏紧拳头捶打自己，一边忿忿地骂道：“打死你这个无用的死人！”
1934年7月，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陷入了危局。一方面，蒋介石亲手制定围剿计划，调集50万大军扑向中央苏区；另一方面，从共产国际来的“洋军师”李德，却始终坚持他“建正规军打阵地战”的错误思想。
队伍越打越少，根据地越打越小。此时，就连一直叫喊着“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李德，也不得不考虑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问题。
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启程在即。为了分散敌军注意，牵制敌人兵力，中革军委在长征前派出了两支队伍——红七军团组成抗日先遣队北上，红六军团西进。按照中央的意图，这两支队伍一为调敌，一为探路。
北上抗日先遣队踏上了征程，但它显然不是一支精干的队伍。大将粟裕时任红七军团参谋长，上世纪70年代末，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为了执行新任务，突击补充了两千多名新战士，合计六千多人。其中战斗人员四千多人……非战斗人员约二千人，包括中央派出的一个随军工作团。武器也很不足，全军团仅有长短枪一千二三百支，一部分轻重机枪和六门迫击炮，许多战士背的是梭镖。但其它物资却不少，中央交付部队随带的宣传品就有三百几十担，连同部队的后勤物资及炊事担子，总共五百多担。
中央给这支队伍的任务是艰巨的：深入敌后建立游击区，开展反日运动，号召民众武装反日，并建立新的苏区。
由于兵力太少，这支队伍并没有起到牵制敌人的作用。1934年11月，长征途中的中革军委又给闽浙赣苏区主席方志敏发来电令，命他率队与路过的红七军团合编，组成新的红十军团，继续北上。
当时方志敏正犯着痔疮，每天流着脓血，不但不能骑马、走路，连椅子也坐不了，只能半躺着。有人主张他留在苏区，但他坚持要亲自带队北上。
这次任务的凶险，方志敏何尝不知，但他在遗稿中写道：“党要我做什么事，虽死不辞。”出征后，他在给妻子缪敏的信中写道：“这次出发，任务是非常伟大的，将来的胜利也是伟大的，你今后将在无线电话里得到我们胜利的消息。”
没想到，这一去却成永诀。
陷入重围
8000多人的北上抗日先遣队，一路向着南京方向挺进。蒋介石大为震惊，马上调集10万兵马堵截。结果，北上抗日先遣队在皖南的第一仗——谭家桥之战，便遭遇大败。
如今回溯这场战役，兵力悬殊，武器落后……都是无法避免的客观原因，但红十军团军团长刘畴西的指挥失当，也是无法回避的事实。
刘畴西是红军中有名的独臂将军。他1922年入党，进过黄埔军校，做过孙中山的警卫，在第一次东征中失去了左臂，参加过南昌起义，还到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留过学。
这一役，他的对手是国民党陆军补充第一旅旅长王耀武，黄埔三期生。面对身为黄埔一期生的刘畴西，王耀武是不折不扣的“小师弟”。
可谭家桥一战，刘畴西原本设计好的埋伏阵却落了空。
1934年12月14日，刘畴西命二十师、二十一师埋伏在王耀武旅途经的谭家桥一带。谭家桥两侧山林茂密，地势险要，极利于伏击敌人。可二十师和二十一师多是新兵，战斗经验不足，没等敌人团指挥部进入包围圈，就先开了火。结果伏击不成，反让敌人占了先机。是役，十九师师长寻淮洲伤重牺牲。
1959年，王耀武回忆这场恶仗时写道：“敌人今天向我们袭击过早了，如待我们最后的部队通过乌泥关，他们再派部队占领，那不费一弹就可以占领该关。对我们形成包围以后，再开始对我们猛袭，我们就很可能失败了。”
出师不利，大将先折。方志敏感到北上再无可能。他决定带部队返回闽浙赣根据地，重整旗鼓。由于情报几乎为零，方志敏不知道，此时敌人已在他们返回的路上布下了好几道封锁线。
到达闽浙赣苏区边缘时，队伍已经被打成了两截。方志敏与粟裕率领的800人冲在前面，连夜突破了敌人的封锁线，回到苏区。而刘畴西与继任十九师师长王如痴率领的大部队则落到了后面。方志敏见军情紧急，一面派人通知刘畴西抓紧跟上，一面命令粟裕带先头部队火速冲出重围，自己则不顾众人劝阻，仅带着十几名警卫人员留下，等待和大部队会合。
此时，刘畴西又表现出他优柔寡断的特性。尽管接到了方志敏要求迅速突围的军令，但他觉得战士们太过疲劳，便在距离先头部队仅五华里的地方休整一晚。正是这一夜的迟疑贻误了时机，敌人堵死了返回苏区的通道，围成了铁桶阵。
一年中最冷的时节，七倍于己的敌兵围困，惨烈的“怀玉山血战”随之开始。红十军团坚持了月余之后，弹尽粮绝，无路可走。方志敏在遗稿中回忆，一个夜晚，当他燃着两堆篝火，站在怀玉山头呼唤四下躲避的红军时，只叫出了80多人。
奉命搜山的王耀武见证了红军战士们战斗到最后一刻的惨烈画面：
分散潜伏在山地丛林中的红军人员，在严寒的天气里，数日不得饮食，冻饿得躺在地上动弹不了。有的想拿枪向国军射击，因手冻僵，扣不动扳机，打不出去。有的挣扎着向国军投掷手榴弹，因肢体被冻硬，无力投掷，完全丧失了战斗力。补充第一旅各团，在搜山中所送来的红军人员，面黄肌瘦，手脚冻裂，因喝不到水，嘴上起泡的很多。
就在王耀武奉命在怀玉山北部搜索时，一场意义重大的会议正在遵义召开，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这些成果，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然而，方志敏不能再看到这一切了，他和刘畴西已经落在了国民党独立43师727团的手里。
被捕时身无分文
其实，在山上连续搜索了半个多月的国民党军队并没有发现方志敏，是方志敏的贴身卫士魏长发在被捕后无耻地出卖了他。
1999年，自幼生长在怀玉山的江西籍文史爱好者程小波，萌生了重走抗日先遣队北上之路的想法。在4年多的寻访中，他意外地找到了魏长发的外甥和女儿。
方志敏是如何被叛徒出卖的？通过二人的叙述，诸多细节一一浮出水面。
程小波告诉记者：“‘魏长发’这个名字是个误传，他女儿告诉我，其实他叫‘魏灿发’。”
魏灿发的外甥陈火亮对程小波说，方志敏被捕的两天前，已经与刘畴西等人走散。他和魏灿发避在陇首高竹山的一个石煤洞里。可巧，魏灿发的姐姐家在附近的陇首村。魏灿发本打算偷偷到姐姐家找点吃的，可刚一露头就被敌人给抓住了。敌人许诺给他一百大洋和一个女人，魏灿发立马就投敌叛变，告诉敌人“方志敏还在山上”。
一场地毯式大搜查马上展开。1935年1月29日，怀玉山朔风彻骨。在柴草堆里躲避了近6个小时的方志敏，被两名国民党士兵发现了。
两名士兵逮着这样的大人物，并不急着回去邀功。凭着多年在国军中混事儿的经验，他们认定方志敏身上一定藏着不少金银财宝。可是，从棉袄领子到袜底翻了个遍，他们只找到一块表和一支自来水笔。心有不甘之下，一个士兵拿着柄手榴弹，做出要拉出引线抛掷的姿势，威吓道：“赶快把钱拿出来，不然就是一炸弹。”
“想从我这里发洋财，是想错了。”在狱中写成的名篇《清贫》中，方志敏用戏谑讥讽的语气描述了当时的情景：“是不是还要问问我家里有没有一些财产？有的有的。去年暑天我穿的几套旧的汗褂裤，与几双缝上底的线袜，放在深山坞里保藏着，准备今年暑天拿出来再穿，那些就算是我唯一的财产了。”
对这两名“怀疑而又惊异”的士兵，方志敏淡淡地说：“我们革命不是为着发财啦！”
两个国民党士兵无法理解方志敏的话，对他自上而下地望了几遍，只好满腹疑窦将他押走。
被捕当晚，敌人就对方志敏进行了审讯，他们一再逼迫方志敏写点什么文字，供他们回去请功领赏。方志敏也不多说，当场挥笔，写下了一篇二百多字的自述，字字铿锵如金石：
方志敏，弋阳人，年三十六岁，知识分子，于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第一次大革命。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曾任江西省农民协会秘书长。大革命失败后，潜回弋阳进行土地革命运动，创造苏区和红军，经过八年的艰苦斗争，革命意志益加坚定，这次随红十军团去皖南行动，回苏区时被俘。我对于政治上总的意见，也就是共产党所主张的意见。我已认定苏维埃可以救中国，革命必能得最后的胜利，我愿意牺牲一切，贡献于苏维埃和革命。我这几十年所做的革命工作，都是公开的。差不多谁都知道，详述不必要。仅述如上。
这篇自述成为方志敏的第一篇遗作，后在1985年被收录在由邓小平亲笔题写书名的《方志敏文集》中，作为首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