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死不倒威”
抓住了共产党的大人物，国民党大喜过望。第二天，浙江保安纵队追缴总司令俞济时便下达了“速送押”的指令。方志敏被敌人从陇首村一路押往玉山县城。由于身体虚弱，国民党只能用竹轿子抬着他走。
“所谓竹轿子就是用竹子劈成的，非常简陋。方志敏当时痔疮发作，在上面既不能躺，也不能侧坐，非常难受。”程小波说。
几年前，程小波找到了一位当年的见证人，名叫童秀庭。“方志敏在赣东北地区非常受爱戴，听说他被国民党抓住了，许多村民前来看望。”程小波说，“童秀庭便是其中一位。”
据童秀庭本人说，为了让方志敏坐得舒服一点，他和同乡童学盛等人商量，为方志敏换一顶轿子。一番交涉后，国民党军官同意了。童秀庭和同乡老麦牛一前一后，把方志敏扶上了轿。起程前，方志敏还掀开轿帘向送行的群众点头致意。
晓行夜宿，几日后方志敏与刘畴西、王如痴等人一同被押解到上饶。2月1日，国民党军赣浙闽皖边区警备司令部在上饶公共体育场举办了“上饶各界庆祝生擒方志敏大会”。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敌人给方志敏钉上了10斤重的脚镣。方志敏在遗稿中写道：“自生以来，没带过脚镣，这次突然钉起脚镣，一步也不能行”。敌人把他背到“庆祝大会”的台口，任人观览。方志敏“昂然的站着，睁大眼睛看台下观众”。
在《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中，方志敏写道：
我自问是一个清白的革命家，一世没有做过一点不道德的事(这里指无产阶级的道德)，何所愧而不能见人。观众看到我虎死不倒威的雄样子，倒很惊奇起来。
解放后，原国民党江西省党部书记长俞伯庆在接受江西省公安局审讯时说，途经方志敏老家弋阳时，许多农民拿着农具、梭镖前来开会，致使当地官员非常紧张，当场“宣布三件事：一不准高声喊叫；二不准随便移动；三不准朝台前涌。”方志敏站在台上，向群众望了一遍，刚想讲话，敌人赶紧把他押回车上，整个过程还不到两分钟。
到达省城南昌后，方志敏被押到南昌绥靖公署军法处看守所。在这里，他生命中最后的斗争拉开了帷幕。
“万死中去求一生”
方志敏与刘畴西等人刚一被俘，蒋介石就密令国民党驻赣绥靖公署主任顾祝同，尽力劝说方、刘“归诚”，一时间各路人马纷纷登场。
然而方志敏抱定了杀身成仁的决心。曾有一名《字林西报》的记者到监狱中探访方志敏，他写道：“这是一个奇特卓绝的人物。他向我说:‘各人都有自己的信念，我很高兴为自己的信念而牺牲生命。’”
国民党43旅旅长刘振清、玉山县县长王振寰、弋阳县县长张抡元、南昌行营军法处副处长钱协民，乃至第五次围剿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次第到狱中劝降。方志敏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从容应对。
一次审讯时，钱协民劝方志敏说：“你们的主义，是不得成功的，就是要成功，恐怕也还得500年，顶快顶快也得要200年，何必去为几百年后的事情拼命呢……中国有句古话：‘识时务者为俊杰’，随风转舵是作事人必要的本领……”
方志敏答：“朝三暮四，没有气节的人，我是不能做的。”
“枪一响，人就完了，什么也没有了。所以我警告你，这确不是好玩的！千钧一发，稍纵即逝！”钱协民威胁道。
方志敏淡定地答道：“我完全知道这个危险，处在这事无两全的时候，我只会走死的一条路！”
敌人劝降不成，方志敏本以为很快就会遇害，可一个多月过去了，一点儿动静也没有。反而有一天，同情革命的看守高家骏兴冲冲地跑来告诉方志敏：“报告你一个好消息，你们的案子已经延长下来了。”
原来，狱方看方志敏等人毫无投降之意，想杀害他们，但报告打到上峰，却换回了“缓办”二字。
既然一时不至于牺牲，就要继续斗争。方志敏在遗稿中写道：“越狱是万死中去求一生，否则万死就是万死！不管成败如何，生一天就得努力一天！”
从此，方志敏改变了斗争策略，国民党要人们来劝降，他不太答话，也不与他们争辩。可对于下层人士，如看守兵和卫兵们，则极力争取，寻求他们的同情和帮助。
方志敏之女方梅告诉记者，新中国成立后，母亲缪敏曾把帮助过方志敏的看守所所长凌凤梧和看守高家骏请到家中。凌凤梧告诉缪敏，他经常到囚室中看望方志敏，二人英语很好，常用英语在狱中对话。方志敏大义凛然的气节深深感染了凌凤梧。凌凤梧甚至还曾向上峰打报告，要求给方志敏换一副轻一点的脚镣。狱方看出凌凤梧对方志敏表现出明显的同情，不久就把他调离了看守所所长的位置。
据高家骏说，方志敏曾在狱中争取了10个看守兵，他们都愿意帮助方志敏越狱。方志敏计划找一个可靠的人帮他与上海的中共地下组织取得联系,党组织派遣若干军用车和小汽车，在约定好的时间同时埋伏在军法处周围，以少数便衣冲锋队带小汽车到看守所后门，根据秘密信号，让预先安排的看守兵作为内应，打开牢门，把化了装的几名要犯送上小车。
为了实施这个计划，高家骏还特地去找已经调离看守所所长职位的凌凤梧帮忙，不过凌表示爱莫能助，但他允诺保守秘密。
在曾任国民党中央监狱狱长的胡逸民的回忆中，也有类似叙述。胡逸民回忆，方志敏想监外就医，再伺机脱身。胡逸民帮他在狱中周旋了一番，但军法处认为方志敏的病不重，没必要监外就医。
胡逸民回忆，后来他用400元钱，买通了所长和看守，为方志敏打开了脚镣和大门，可方志敏走出大门不远，就被外围哨兵发现了。
方志敏到底有没有走出过看守所的大门，这一细节很多研究者都表示怀疑。但可以肯定的是，单凭他自己的努力而无外援，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越狱成功。
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吴殿尧对记者说：“当时，中共中央正在长征途中，上海的中央特科也基本上没人了，整个南方都处于革命低潮，根本不可能协助方志敏越狱。”而这些，狱中的方志敏当然不可能知道。
铁窗著述
为了打发狱中无聊的时间，方志敏决定把自己参加革命斗争的经历写下来，为后人留下历史的见证。
入狱后的第三天，方志敏便向军法处要求“写一个条子”，敌人以为方志敏是要写什么供词，满口答应。争取到笔墨纸张后，方志敏就开始奋笔疾书“斗争经过及苏维埃和红军的建设”。
同囚室的王如痴却认为，“写出寄不出，没有意义”，每天与刘畴西下象棋打发时间。王如痴的话让方志敏有些灰心，停了十几天没有再动笔，甚至“连之前写好了万余字的稿子都撕毁了。”
但不久后，方志敏又开始动笔了，此时他已经找到了送出稿子的办法。
方志敏就义前给党中央写的最后一封信中提到，他的狱中文稿托胡罟人保藏，胡答应在他出狱后，代为送交中央。
胡罟人是谁？对于党史研究界来说这一直是个谜。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胡逸民回国定居，才道出实情：“胡罟人就是我啊！”
1933年秋，由于国民党内派系斗争，胡逸民成了政治牺牲品，被蒋介石关进了南昌绥靖公署军法处看守所。因为胡原本是中央监狱狱长，可说是看守所的老上级，看守所上下都敬他三分。胡逸民不但能在看守所里随便走动，自由进出，还能让外面送吃送喝，甚至让家人进来玩个一天半日也是常事。
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看守所忽然戒备森严。胡逸民一打听才知道原来抓到了方志敏。胡逸民说，自己生性好动不好静，一定要去看看热闹：“我这个人不管什么立场不立场，听到他是共产党三个省的省主席，来头不小，倒是很愿意去接近他。”
第二天，胡逸民与方志敏隔栅相望，打了个招呼。方志敏头上脚下地打量了胡逸民几遍，没搭茬。
胡逸民向方志敏自我介绍说：“我叫永一，从前在‘清党’时曾经设法开脱了不少你们的同志！”
方志敏没料到，这个在看守所中悠游自在的人居然也是囚犯。从此以后，二人渐渐熟稔起来。胡逸民天天与方志敏拉家常，聊身世，无话不说。为了方便与方志敏聊天，他甚至要求看守所不要在白天给方志敏的囚室上锁。
胡逸民记得，一次访方志敏时，见他正伏案写作。胡逸民坐在床边，看见床沿上被方志敏用指甲刻出的四个字——“视死如归”。
那次，胡逸民随手翻着稿本问：“你写些什么文章？”
方志敏答：“狱中无聊得很，不过把以前自己参加革命斗争的经过随便写写罢了。”
胡逸民说：“请你仔细写好了，不要随便……”
方志敏说：“仔细写好了有什么用处，反正是拿不出去的。”
“那暂且不管，不见得拿不出去吧！如果你信任我，这件事我可以替你出力。”听到胡逸民这样说，方志敏好像看到了希望：“永一先生愿意替我出力吗？我愿我写的文稿在我死后能送交我的同志。”
胡逸民说，自己是个心直口快的人，答应别人的事情就一定要做到。此后，方志敏便埋头写作，胡逸民也自觉地不再打扰他，来到他的囚室只是坐着看书报。
方志敏之女方梅告诉记者，为了掩人耳目，方志敏的桌上常摆着一篇公开的文稿，而真正要写的，则放在下面。狱方为他提供的纸笔都是有数的，他就让同情革命的看守兵高家骏替他偷偷到外面买纸。
